明朝“配户当差”制度：世袭户籍下的社会枷锁
一、制度背景与核心设计：洪武治国的秩序重构
1. 战乱废墟上的统治需求
元朝末年，持续数十年的战乱使全国人口锐减。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全国人丁仅约1600万，较元初减少近70%，北方多地“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朱元璋出身底层，深知“民者，国之本也”，为快速恢复农耕经济、保障兵源与赋役，亟需一套将人口固化于特定职业的管理体系。其制度构想既继承了元朝“诸色户计”的世袭逻辑（如军户、匠户的分类），又强化了“以籍定役”的强制力——元朝户籍尚可通过“投下户”等形式变动，而明朝则以《大明律》规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版籍者，罪同”，将户籍世袭上升为国家法律。
2. “配户当差”的制度骨架
- 分类逻辑：以职业为核心，将户籍分为三大层级：
- 核心役户：军户（军事）、匠户（手工业）、民户（农耕）、灶户（制盐），承担国家最基础的劳役需求；
- 专业役户：儒户（科举预备）、医户（医疗）、阴阳户（风水历法），服务于官僚体系与社会管理；
- 特殊役户：乐户（乐舞）、丐户（贱籍），从事被视为“卑贱”的职业，户籍世代不得变更。
- 管理工具：与“黄册制度”深度绑定。洪武十四年（1381年）推行的黄册，每十年更新一次，详细登记人户“丁口、田宅、资产”，并在封皮标注户种（如“军户”“匠户”），成为“配户当差”的执行依据。地方官府按黄册强制征调劳役，“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明史·食货志》）。
二、典型户种的运作机制：从职业绑定到生存困境
1. 军户：被土地与兵役双重捆绑的“国家农奴”
（1）军事-农耕的双重负担
明朝军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15%，总数超200万户。其管理实行“卫所制”，全国设17个都司、329个卫，军户按“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原则，平时50%以上精力用于耕种军屯土地，所产粮食除自给外，需向卫所缴纳“子粒”（军粮），每亩定额0.3-0.5石，远超民户田赋（平均每亩0.1石）。遇战事时，卫所按“正丁”征调，如永乐年间北征蒙古，每次征调军户达数十万，“父子兄弟相继死于兵戈”（《明通鉴》）。
（2）世袭制下的恶性循环
- 替补机制：军户需登记“正丁”（服役者）、“余丁”（替补者）、“继丁”（幼丁），形成三级替补体系。若正丁逃亡或战死，余丁必须补位，否则全家治罪。如宣德年间，山西行都司军户因逃亡被“勾补”（追捕替补）者达12万人，许多家庭为避役“父子离散，夫妻分携”（《明宣宗实录》）。
- 土地侵占：军官利用职权兼并军屯，如成化年间，大同、宣府等地军屯“十之七八为将校所占”，军户无地可耕，却仍需缴纳子粒，被迫“卖儿鬻女，逃窜他方”。至嘉靖年间，九边卫所军户逃亡率普遍超60%，如辽东定辽左卫原额军人，实存仅2533人，“军伍空虚，边备废弛”（《明世宗实录》）。
2. 匠户：官营手工业的技术囚徒
（1）轮班与住坐：两种奴役模式
- 轮班匠：全国约23万匠户中，80%为轮班匠，按地域分为13布政司，每三年服役3个月，往返路费自备。如福建轮班匠赴京服役，单程需耗时两月，“半载奔波，生计尽废”。
- 住坐匠：约5万匠户被编入北京、南京的官营作坊（如工部织染局），每月服役10天，朝廷日给米3升，但工匠需自带工具物料，“名为服役，实则倾家”（《明会典》）。
（2）技术垄断与制度松动
- 朝廷为防止技术外流，规定“匠户子女，不得与民户通婚，世守其业”，如景德镇御窑厂的陶匠，世代不得改行，导致“技艺日拙，创新者少”。
- 正统年间，匠户因逃亡严重，朝廷被迫改革：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允许轮班匠“纳银代役”，每人每年纳银4钱5分，较服役成本降低60%。至嘉靖年间，90%以上轮班匠已以银代役，匠籍制度名存实亡，但住坐匠仍被强制服役至明末。
3. 民户：农耕经济的赋税基石与徭役主体
（1）里甲制下的严密控制
民户占全国户数的70%，其管理依托“里甲制”：110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为甲首，每甲10户。里长负责编造黄册、催征赋税、管理徭役，“凡十年一周，先后则各以丁粮多寡为次”（《明史·食货志》）。如浙江嘉兴府某里，里长需每年统计人户“生老病死、田宅买卖”，若隐匿不报，“杖一百，流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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