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登记越发“混乱”。有的老太太说自己八十岁了，记不清哪年生的；有的年轻人报出生年月时，故意把月份说错，比如“腊月三十”这种根本不存在的日子；还有人拿出的地契是光绪年间的，墨迹都快褪没了。日伪军气得哇哇大叫，却拿这些“愚民”没什么办法，总不能把全城的人都抓起来。
与此同时，平城的各个角落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深夜里，有人在日伪区公所的围墙上刷上“新户籍是枷锁，不配合是英雄”的标语；清晨，卖豆浆的小贩会悄悄对熟客说：“听说了吗？鬼子的‘芯片’就是要在人身上打记号，跟牲口似的”；纺织厂里，刘桂兰带着姐妹们一边干活一边唠嗑：“我娘家那边，有人把户口簿藏在灶膛里，鬼子来搜都没找着”“对呀，我男人说了，咱们就装糊涂，拖一天是一天”。
恐慌像潮水一样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当保长再次上门催逼时，开门的大婶会端出一碗馊了的稀饭：“保长您看，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哪还有心思管户籍啊”；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则干脆躲进城外的芦苇荡，跟着游击队学打枪。
日伪政权没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心理攻势”竟然失灵了。以往只要放出“通匪”“严惩”的风声，百姓们就会吓得魂不附体，如今却像拧成了一股绳，油盐不进。区公所的登记册上，满是错漏百出的信息，真正能用的寥寥无几。
“八嘎！”平城日军宪兵队队长小林拍着桌子，桌上的登记册被他甩得散开，“支那人的，大大的狡猾！新民会的，怎么搞的？”
站在一旁的新民会会长弓着腰，额头直冒汗：“太君息怒，太君息怒。这……这都是共匪在背后煽动，老百姓被迷惑了。”
小林阴沉着脸，走到地图前。平城周边的抗日根据地像钉子一样扎在那里，游击队时不时袭扰运输线，现在连户籍登记都推行不下去。他知道，光靠恐吓已经不够了，必须拿出“真家伙”来震慑这些“刁民”。
“传我的命令，”小林转过身，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后天，在城中心广场召开‘新户籍制度宣讲大会’，全城百姓必须参加。敢不来的，以‘反日’论处。另外，调一个中队的兵力过来，给我把广场围死了！”
消息很快传到了老陈耳朵里。地下小组紧急开会，煤油灯的光在每个人脸上跳动。
“鬼子要动真格了，”老陈指着地图上的广场位置，“他们想借大会立威，说不定还准备了抓捕名单。根据地那边建议，咱们不能硬拼，但也不能让他们得逞。”
刘桂兰拿出一张画着广场布局的草图：“我打听清楚了，广场周围有三个出口，日军主要把守南边和西边，东边靠近一条小巷，防守相对薄弱。他们还在广场中央搭了台子，小林和几个汉奸头头会上去讲话。”
小王兴奋地说：“那咱们可以在台下搞点动静，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动静要搞，但得巧。”老陈拿起一支铅笔，在草图上圈了几个点，“第一，咱们在广场周围散布‘鬼子要在大会上抓壮丁’的消息，让老百姓心里有准备，能溜的提前溜；第二，安排几个人假装吵架，或者故意晕倒，制造混乱；第三，也是最关键的——”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个人：“我联系了城外的游击队，他们会在大会当天下午，佯攻城西的日军据点，把一部分兵力引过去。咱们趁机在广场东边制造突破口，只要看到信号——也就是三声连响的鞭炮，就组织群众往外冲。”
“那台上的鬼子怎么办？”小王问。
“不用担心，”老陈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咱们还有一手。我已经安排了人，混在给大会送水的杂役里，到时候会‘不小心’把煤油洒在台子周围的柴火堆上……鬼子不是想开会吗？那就给他们开个‘热闹’的会。”
会议的前一天，平城的空气紧张得像拉满的弓弦。日伪军在街上增加了巡逻，挨家挨户地驱赶百姓去参加大会。但很多人家早就“躲亲戚”去了，剩下的人也大多揣着不安，互相传递着眼神。
第二天中午，城中心广场被日军刺刀围成了一个圈。密密麻麻的人群像沙丁鱼一样被挤在中间，头顶是火辣辣的太阳，脚下是滚烫的石板路。台上，小林穿着笔挺的军装，旁边站着点头哈腰的汉奸们，喇叭里传出刺耳的日语和蹩脚的汉语翻译。
“大日本帝国为了东亚共荣……新户籍制度是为了保护良民……不配合者，严惩不贷……”
台下的人群嗡嗡作响，不是因为认同，而是因为恐惧和愤怒在交织。刘桂兰混在妇女堆里，悄悄给旁边的大婶使了个眼色，大婶立刻捂着肚子蹲下，嘴里哼哼着：“哎哟，我肚子疼……”旁边几个妇女连忙围上去，假装搀扶，不动声色地往东边靠。
小王则带着几个学生，挤在靠近台子的位置，手里攥着用废纸团成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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