栎阳新风
卫鞅站在栎阳城头，望着脚下这座日益繁华的都城，眉头却微微蹙着。秋阳穿过稀疏的云层，在街巷间投下斑驳的光影，往来的行人步履匆匆，车辙碾过青石板路的声响此起彼伏。这是他推行新法的第八个年头，秦国的粮仓早已堆满了谷物，河西之地的收复让秦军威名远播，可每当看到那些面黄肌瘦却眼神麻木的百姓，他心中总有块地方沉得发闷。
“商君，军中器械清点完毕，铁制农具的推广已达六成。”景监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这位跟随多年的左庶长捧着竹简，脸上难掩欣慰，“昨日收到陇西急报，那里的牧民也开始学习耕作了。”
卫鞅接过竹简，指尖划过“耕战”二字时忽然停住。他想起上月在市集看到的景象：两个贩布的魏人用夹杂着嘲讽的语调议论秦人文盲遍地，连布帛上的简单记号都认不全。当时他命人将那两人杖责五十，可夜里躺在榻上，却辗转难眠——难道秦国要永远做列国口中“只知挥戈耕田的蛮夷”？
“景监，”他转身时衣袂扫过城墙的垛口，“你说，为何秦军能以一当十，却总在盟会时被六国使臣轻视？”
景监愣了愣，随即拱手：“他们是嫉妒我大秦强盛。”
“不全是。”卫鞅摇头望向东方，那里的魏国都城大梁正盛行着百家争鸣，“魏文侯用李悝变法时，同时建了西河学派。吴起练出的魏武卒能横扫天下，可真正让魏国称霸百年的，是那些藏在书简里的智慧。”他忽然攥紧拳头，指节泛白，“秦国要想真正立于不败之地，光有粮食和甲兵不够，得让秦人知道天地之大，人心之广。”
三日后的朝会上，当卫鞅提出要在栎阳开设官办学堂时，甘龙几乎要掀翻案几。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师拄着玉笏，气得浑身发抖：“商君本末倒置！百姓只需会耕田织布、持戈作战即可，学那些诗书礼乐有何用？莫非要让农夫放下耒耜去舞文弄墨？”
“太师可知，”卫鞅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去年收复河西时，我军因不识魏军旗帜上的篆书，错判了敌军动向，折损了三百锐士。”他展开一卷竹简，上面是各县上报的统计，“如今秦国能识千字者不足百人，连县丞断案都要靠胥吏念讼词。长此以往，新法如何精准推行？”
秦孝公沉吟片刻，手指在案几上轻轻敲击：“商君想如何做？”
“臣请在栎阳设‘博学堂’，延请列国贤士讲学。凡秦民年满七岁者，皆可入学识文断字，学费由国库承担三成。”卫鞅抬眼看向众臣，“不仅要教认字记账，还要讲天文地理、兵法农桑。让秦人知道，这天下不止有渭水两岸的土地，还有更广阔的天地。”
散朝后，甘龙的府邸立刻挤满了旧贵族。一个身穿锦袍的宗室子弟将酒爵重重一放：“卫鞅这是要断我等后路！百姓识了字，还会像从前那样听我们摆布吗？”
甘龙捻着胡须冷笑：“他想请贤士？列国的儒生方士哪个看得上我秦国？我倒要看看，他这博学堂能请来什么人。”
然而甘龙的话没能应验。卫鞅让人在函谷关、河西等要道立下木牌，上面刻着重金求贤的告示：凡能讲授一家之言者，食邑百户，车马供奉；若其学说能助秦国发展，裂土封侯。更让人意外的是，卫鞅亲自写了一封帛书，派使者送往齐国稷下学宫。
三个月后，当第一位贤士抵达栎阳时，整个都城都沸腾了。那是来自赵国的农家学者许行，推着一辆装满农具和种子的车，身后跟着七个弟子。卫鞅亲自到城门口迎接，看到许行的草鞋上还沾着泥土，竟弯腰帮他掸去了鞋上的草屑。
“商君不必如此。”许行连忙避开，眼中闪过一丝动容，“我听闻秦地重视农耕，特来传授区田法，让亩产再增三成。”
卫鞅大笑：“先生此来，胜过千军万马！”
许行在博学堂开讲的那天，学堂外挤满了踮脚张望的百姓。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几十个穿着各异的士人围坐在一起，听一个外乡人讲如何耕地施肥，连卫鞅都坐在末席，听得专注。有个老农忍不住凑上前，被侍卫拦住时，许行却摆手：“让他进来，我讲的本就是给农夫听的。”
那老农后来成了博学堂的常客，每次听完课都要把学到的新法子教给乡邻。消息传开，越来越多的百姓带着干粮赶来听课，有的人甚至从百里外的郊县步行而来。
可麻烦很快就来了。一位来自鲁国的儒生在讲学时，痛斥秦国新法“失却礼义”，主张恢复古法。这话传到卫鞅耳中时，他正在查看新铸的农具。景监急得满脸通红：“商君，此人分明是甘龙请来的奸细，当众诋毁新法，必须严惩！”
卫鞅却放下农具，走到窗边望向博学堂的方向：“他讲他的儒学，我行我的新法，有何妨碍？”
“可百姓都被他说动了，有人开始念叨旧礼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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