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色衰爱弛：盛世下的暗流与危机
随着时光流逝，卫子夫年长色衰，汉武帝对她的宠幸也自然不如往昔。加之李夫人、尹婕妤、钩弋夫人等一批批年轻貌美的妃子相继入宫，卫子夫作为皇后的角色，逐渐从“宠妃”转变为“贤内助”和“太子之母”。她与汉武帝之间，爱情或许淡去，但尊重与信任犹存。
然而，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后宫争宠，而是来自朝堂与政治。
首先，是卫氏顶梁柱的相继离世。元狩六年（前117年），年仅二十四岁的霍去病英年早逝。元封五年（前106年），大将军卫青病逝。卫氏家族最有力的军事支撑轰然倒塌，虽然依旧显贵，但已无实权人物能庇护皇后与太子。
其次，是太子刘据的性格与武帝的政见分歧。刘据性格仁恕温谨，对汉武帝严刑峻法、四处征伐的政策多有劝谏。而汉武帝则认为汉家制度本就“霸王道杂之”，太子性格过于柔弱，不像自己。随着时间推移，父子间的隔阂渐深。朝廷中也逐渐形成了围绕太子的“守文”集团与围绕皇帝的“兴功”集团之间的对立。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是汉武帝晚年的多疑与对巫蛊的极端恐惧。年老体衰的皇帝愈发相信巫蛊诅咒之事，这为奸佞小人的兴起提供了土壤。其中，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因与太子有旧怨，惧怕太子登基后对自己不利，便利用汉武帝的疑心，精心策划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四、 巫蛊之祸：惊天惨剧与母子的终局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江充奉命查办巫蛊案。他利用汉武帝在甘泉宫养病、与外界沟通不畅的机会，诬告宫中戾气盛行，乃因有人以巫蛊诅咒天子。他预先派人在太子宫中埋下桐木人，然后率人掘地搜查，“果然”找到了证据。
太子刘据惊恐万分，深知父亲深信巫蛊且性情严苛，自己有口难辩。在万分紧急的情势下，他采纳了老师石德的建议，发兵诛杀江充。然而，这一自卫举动，在远在甘泉宫的汉武帝看来，无异于谋反。汉武帝派丞相刘屈氂发兵镇压长安城内的太子军队。双方激战五日，死者数万，长安城血流成河。
最终，太子刘据兵败，携二子出逃，后于追捕中自缢而死。他的妻妾、子女皆遇害，唯有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孙子刘病已（即后来的汉宣帝）被收系狱中，幸免于难。
而当这场惨剧发生时，卫子夫在宫中听到了这一切。她无法阻止，无法辩解，更无法承受这样的结局。她一生谨慎，维护着家族的荣耀、儿子的地位和丈夫的江山，然而顷刻之间，一切尽毁。她深知，作为太子的母亲，自己绝无可能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独善其身，皇帝的雷霆之怒下一刻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在绝望与悲愤中，在位三十八年的皇后卫子夫，以一条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用自己的死，做出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控诉与反抗。盛怒之下的汉武帝下诏，收回了她的皇后玺绶，仅以一小棺草草安葬在长安城南的桐柏亭，连一座像样的陵墓都没有。
五、 身后哀荣：历史的评价与反思
卫子夫死后不久，汉武帝逐渐从巫蛊之祸的狂热中清醒过来。经过调查，他明白了太子的冤屈和惶恐，悔恨交加。他下令诛灭江充三族，并在太子殉难处修建“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以寄托哀思。
然而，对于卫子夫，他却未立刻予以平反。直到汉宣帝刘询（刘据之孙）即位后，才为自己的曾祖母追复了皇后的名号，并重新进行了改葬，但陵墓的规模远不及武帝的茂陵。
纵观卫子夫的一生，她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也是一个悲剧的缩影。
· 她是幸运的象征：她以绝世的容颜和机遇，实现了从社会最底层到最高层的跃迁，并带来了一个家族的极致辉煌。她见证了汉武盛世最开疆拓土、意气风发的年代，她的家人是打造这一盛世的核心功臣。
· 她是贤德的典范：在她统摄后宫期间，史书未记载任何她妒忌骄纵、干涉朝政的恶行，反而处处是“仁善谦退”的赞美。她成功地扮演了皇后、母亲和家族守护者的多重角色。
· 她是皇权的祭品：她的崛起源于皇权，她的毁灭也源于皇权。她与家族的命运，完全系于汉武帝一人之手。当皇帝的宠爱与信任消失，转变为猜忌与冷酷时，无论她有多么贤德，无论家族曾立下何等功勋，都无法逃脱毁灭的命运。巫蛊之祸，表面上是奸臣构陷，其根源仍是高度集中的皇权所带来的绝对权力与绝对危险。
卫子夫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女人的史诗，更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王朝“家天下”体制的残酷逻辑：外戚可以因后宫而兴，亦可因后宫而衰；后妃与太子的地位看似尊崇，实则如履薄冰，其安危完全系于皇帝一人的意志与情绪。
她像一颗划过西汉天空的璀璨流星，曾照亮了整个时代，最终却以最惨烈的方式坠落，留下一个关于权力、人性与命运的永恒话题，供后世无尽凭吊与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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