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论说：子思和孟子的话，本质是一样的。只有讲仁义的人，才明白仁义带来的长远利益，不仁不义的人根本不懂。所以孟子跟梁惠王只谈仁义不谈利益，是因为对话对象不同。
显王三十四年，公元前335年，丙戌年，秦国攻打韩国，拿下宜阳。
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丁亥年，齐王和魏王在徐州会面，互相承认对方为王。
韩昭侯要修个超豪华的大门，屈宜臼泼冷水：“您肯定走不上这门！为啥？不合时宜啊！我说的时宜，不是指日子，而是说人有顺利和不顺利的时候。以前您日子好过，都没想着修高门。前年秦国刚占了宜阳，今年又大旱，您不趁这时候救济百姓，还搞奢侈工程，这就是‘形势不好还瞎折腾’，能有好果子吃？”
越王无疆准备攻打齐国，齐王派人忽悠他：“打齐国哪有打楚国划算？”越王信了，转头去打楚国。结果被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楚国趁机把原来吴国的地盘全占了，东边一直扩张到浙江。越国从此四分五裂，王室子弟争着当王、当君，在海边苟延残喘，还得向楚国称臣。
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戊子年，楚王攻打齐国，包围徐州。韩国这边，豪华大门修好了，韩昭侯却去世了，儿子宣惠王继位。
这时候，洛阳人苏秦闪亮登场。他一开始跑去跟秦王推销统一天下的策略，秦王根本不搭理他。苏秦只好换个目标，跑去游说燕文公：“燕国为啥没被人攻打？还不是因为南边有赵国当挡箭牌！秦国要打燕国，得跑一千里；赵国打燕国，一百里就到。不担心眼前的威胁，却防备八竿子打不着的敌人，这算盘打得也太离谱了。您不如和赵国结盟，天下诸侯联合起来，燕国保准太平！”
燕文公被说动了，资助苏秦车马，让他去游说赵肃侯。苏秦见到赵肃侯，开启“嘴炮”模式：“现在崤山以东的国家，就属赵国最强，秦国最忌惮的也是赵国。但秦国为啥不敢打赵国？还不是怕韩、魏在背后捅刀子。秦国打韩、魏，一路畅通无阻，慢慢就能打到人家都城。韩、魏扛不住，肯定得向秦国低头。没了韩、魏当屏障，赵国就危险了！我看天下地图，诸侯地盘是秦国的五倍，兵力是秦国的十倍。六国联合起来向西攻秦，秦国必败。那些主张连横的人，就想着割诸侯的地讨好秦国，秦国强大了，他们自己荣华富贵，才不管国家的安危，天天拿秦国吓唬诸侯，好割地求荣。我替您想了个招，不如联合韩、魏、齐、楚、燕，搞个‘合纵联盟’对抗秦国。让各国将领在洹水会盟，交换人质，签盟约：‘秦国敢打一国，其他五国就出兵，要么骚扰秦军，要么救援。谁违约，五国一起揍他！’六国结盟，秦国绝对不敢出函谷关半步！”赵肃侯听得两眼放光，好吃好喝招待苏秦，还送了一堆赏赐，让他去联络其他诸侯。
评论
战国中期变革与博弈的历史镜像：从马陵之战到合纵雏形
军事谋略与权力倾轧的交织
马陵之战中，孙膑以“减灶诱敌”之计，在马陵道设伏全歼魏军，庞涓自刎、太子申被俘，此役不仅是战国军事史上“兵不厌诈”的经典战例，更标志着魏国霸权的彻底衰落。齐国虽获大胜，却因邹忌构陷田忌引发内乱，展现出新兴强国在权力结构上的脆弱性——军事奇才与政治阴谋的冲突，揭示出战国朝堂“功高震主”的普遍困境，也为齐国后续霸业埋下隐患。
商鞅在河西之战中，以“盟会”为名诱俘魏公子卬，这种突破战争伦理的权谋手段，虽助秦国收复失地、迫使魏国迁都大梁，却也暴露了法家“唯利是图”的政治逻辑。魏惠王“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的哀叹，道尽人才流失与决策失误的双重悲剧，而秦国封商鞅于商於十五邑，既彰显变法成效，也为其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变法余晖与制度困境
秦孝公薨逝后，商鞅因公子虔等人诬告“谋反”而遭车裂，其变法成果却得以延续。赵良对商鞅“恃力亡德”的批判，揭示出法家治国的深层矛盾：严刑峻法虽能速效强国，却因忽视道德凝聚而激化社会矛盾。商鞅死后“秦人攻商君，杀之”的场景，既反映民众对酷法的积怨，也印证了制度变革中“法”与“情”的永恒张力。相比之下，韩国申不害“术治”虽使国家短期强盛，却因过度依赖君主权谋，在其死后迅速衰落，反衬出秦国“法治”的制度优势与路径依赖。
思想交锋与战略转向
孟子见魏惠王时“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的论断，与子思“仁义固所以利之”的辩证观点，展现了儒家对治国理念的不同阐释。司马光认为两者“一也”，实则揭示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互补关系——孟子面对急功近利的君主，强调道德根基的重要性；子思则从功利角度论证仁义的长远价值，这种思想张力为后世“儒表法里”的治国模式提供了理论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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