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邳人周纡担任洛阳令，刚到任，就先问当地大族的名字；下属列举了一些乡里豪强的名字来回答。周纡严厉地发怒说：“我本来问的是像马氏、窦氏这样的贵戚，怎么会问这些卖菜的小混混呢！”于是下属们领会他的意思，争着用严厉的手段办事，贵戚们都小心翼翼，京城的风气也变得清正起来。窦笃夜里来到止奸亭，亭长霍延拔剑对着窦笃，肆意辱骂。窦笃把这件事上奏给章帝，章帝下诏召司隶校尉、河南尹到尚书台责问；还派剑戟士去逮捕周纡，把他送到廷尉的诏狱，过了几天，又把他赦免放了出来。
章帝任命班超为将兵长史，任命徐干为军司马，另外派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李邑到达于窴时，正赶上龟兹攻打疏勒，他因为害怕不敢前进，就上书说在西域建立功业不可能成功，还大肆诋毁班超，说：“班超搂着娇妻，抱着爱子，在国外安乐享受，没有回国的心思。”班超听说后叹息道：“我又不是曾参，却遇到像曾参母亲三次听到有人说儿子杀人就相信那样的谗言，恐怕要被当时的人怀疑了！”于是送走了自己的妻子。章帝知道班超忠诚，就严厉斥责李邑说：“就算班超搂着娇妻，抱着爱子，可那些想回家的一千多人，怎么可能都和班超一条心呢！”命令李邑到班超那里接受指挥调度，还下诏说：“如果李邑适合在外面任职，就把他留下来跟从班超做事。”班超马上派李邑带着乌孙王子回京城。徐干对班超说：“李邑之前公然诋毁您，想破坏在西域的事业，现在为什么不按照诏书把他留下，另外派其他官吏送王子回去呢？”班超说：“你这话太狭隘了！就因为李邑诋毁我，所以现在才派他回去。我问心无愧，何必在乎别人的议论呢！为了一时痛快留下他，这不是忠臣所为。”
章帝任命侍中会稽人郑弘为大司农。以前交趾七郡进贡和转运物资，都要从东冶走海路，风浪很大，路途艰险，经常有人溺水身亡。郑弘上奏请求开通零陵、桂阳的山路，从那以后道路畅通，成了常用的通道。郑弘在职两年，节省下来的费用数以亿计。当时天下大旱，边境又有警报，百姓粮食不足，但国库却很充实。郑弘又上奏建议减少各地的进贡，减轻徭役费用，来帮助饥饿的百姓；章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评论
建初八年的历史剧情，简直像部“权力洗牌+人性考验”的连续剧，槽点与亮点齐飞。
马氏外戚的“翻车”堪称“富不过三代”的古代版。马廖手握好牌打得稀烂：自己“宽缓”管不住子弟，儿子马豫骄奢还敢“投书怨诽”，弟弟马防、马光搞“房地产开发”（大起第观）、疯狂敛财（赋敛羌胡），活生生把马太后攒下的好名声败光。杨终早早就预警“要结轻狡之客会出事”，可惜没被听进去。最后全家被免，只剩马光“留校察看”，完美诠释了“不作死就不会死”——特权这东西，管不住就会变成催命符。
窦宪的“嚣张”把“权二代”的跋扈演活了。强抢公主园田还敢撒谎，被章帝骂“堪比赵高指鹿为马”，这剧情够抓马。更讽刺的是，民间都流传“靠贵戚翻身”的歪理，可见外戚专权的风气已经带偏了价值观。第五伦的劝谏说得够透彻：“别让投机分子围着贵戚转”，但窦宪根本没在怕的，毕竟“皇后姐姐是最大后台”。这种“背靠大树耍横”的操作，古今都不新鲜，可惜章帝只骂不罚，埋下了后来窦氏乱政的雷。
班超的格局简直是“职场天花板”。被李邑背后捅刀“拥妻抱子不想回家”，他不辩解只“去其妻”自证清白；皇帝给机会留难他的人，他却放李邑回京，还说“内省不疚，何恤人言”。这种“不搞报复、专注做事”的胸襟，在勾心斗角的官场里像股清流。对比窦宪的鸡肠小肚，班超能镇住西域不是没道理——格局决定结局，这话诚不欺我。
周纡的“硬核治京”像极了“扫黑除恶”爽文。刚当洛阳令就放话“只查马、窦这种贵戚，卖菜的懒得理”，亭长敢拿剑指着窦笃骂，这股“不管你后台多硬我都敢碰”的狠劲，把京城贵戚吓得“走路都踮脚”。虽然最后被短暂下狱，但这波操作圈粉无数——有时候治顽疾，还真得靠这种“不讲情面”的铁腕。
郑弘的“基建狂魔”属性救了无数人。打通零陵、桂阳峤道，把交趾进贡的“海上生死线”改成“陆地安全通道”，省下“亿万计”成本，这才是真正的“民生工程”。后来又建议“减徭费、利饥民”，妥妥的“务实派官员”模板。比起那些搞形象工程的，这种“解决真问题”的干部，才该被记功。
这一年最扎心的是章帝的“双标”：对马家够狠，对窦宪却“骂完就放”，说到底还是“看皇后脸色”。皇权的软肋从来如此——制度再严，抵不过枕边风和外戚势力。而班超、郑弘这些人的闪光点，就像在权力阴影里透出的光，证明不管环境多复杂，总有人在认真做事。这种“泥沙俱下”的真实感，或许就是历史最耐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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