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四月戊寅日，按照遗诏废除郡国对盐铁的禁令，任凭百姓煮盐铸铁。
评论
章和二年是东汉中期的重要转折点，章帝驾崩与窦氏外戚掌权的交替，不仅浓缩了权力更迭的戏剧性，更暴露了帝国治理的深层矛盾，其历史启示可从以下层面解读：
“宽仁”与“失度”：章帝统治的双重遗产
章帝以“长者”着称，其“事从宽厚”“平徭简赋”确实缓解了明帝时期的苛切，赢得民心；但对宗室的过度恩宠——允许济南王、中山王久留京师，赏赐无度至“仓帑为虚”，却违背了“强干弱枝”的政治原则。宋意直言“不宜以私恩损上下之序”，点出了问题核心：帝王的“宽仁”若缺乏制度约束，会异化为“失度”。
章帝的统治印证了一个规律：治国需“宽严相济”。他摒弃明帝的“苛切”，却走向“纵容”，导致宗室骄奢、财政空虚，为后续外戚专权埋下隐患。范晔称其“长者”，既是肯定其仁厚，也暗含对其治政“失于软弱”的委婉批评。这种“仁而无断”的执政风格，警示后世：“宽仁”不等于“无原则妥协”，良好治理需以制度刚性为基础。
权力真空下的外戚擅权：窦氏崛起的必然性
章帝猝逝后，十岁的太子即位，皇太后临朝成为权力过渡的常规操作，但窦宪兄弟“内干机密、外掌诰命”，借“亲要之地”垄断权力，标志着东汉外戚专权的再次抬头。崔骃警告“生富贵而能不骄慠者未之有也”，并以“汉兴外家二十，保族全身者四”的历史教训警示，却未能阻止窦宪的专横——他不仅操控太傅邓彪为傀儡，更私斩韩纡之子报复旧怨，视国法如无物。
这一过程揭示了皇权继承制度的致命缺陷：幼主即位必然导致权力真空，而外戚作为“太后近属”，天然具备填补真空的优势。东汉的“外戚-宦官”循环，本质上是皇权缺乏制度化制衡的产物。窦氏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专制体制下“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这对理解中国古代“家天下”的治理困境具有典型意义。
“罢盐铁禁”的争议：政策调整的利弊之辩
章帝遗诏“罢郡国盐铁之禁，纵民煮铸”，看似是“还利于民”的宽政，实则可能是对财政困境的无奈应对——盐铁专营本是汉代重要财源，此时放弃，或因国库空虚难以维持专卖体系。这一政策调整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博弈：放开私营可能短期刺激生产，但也会导致财政收入流失、地方豪强垄断资源，长远看不利于中央集权。
后世对“盐铁官营”的争议，核心在于“政府调控”与“市场自由”的平衡。章和二年的“罢禁”，虽未明确记载其效果，却为后世提供了案例：重大经济政策的调整，需兼顾短期民生与长期国家能力，盲目“放任”或“垄断”均非良策。
官僚体系的“失语”与“清醒”：何敞、宋意的抗争与局限
面对财政危机与宗室逾制，何敞建议“还所赐、遣王侯就国、节省浮费”，宋意直言“割情断恩”以正纲纪，展现了士大夫的政治清醒。但何敞的奏记被宋由搁置，宋意的上疏未被章帝采纳，反映出官僚体系对皇权的依附性：即便有识之士看穿问题，若无帝王支持，仍难撼动既得利益。
这种“清醒者无力”的困境，是专制体制下的常态。何敞、宋意的抗争虽未成功，却坚守了“以道事君”的儒家理念，为后世士大夫树立了“敢言”的榜样。他们的遭遇也提示：制度的改进，既需要“敢言者”，更需要能容纳“不同意见”的机制。
“薄葬”遗诏的象征意义：帝王对“身后名”的理性认知
章帝遗诏“无起寝庙，一如先帝法制”，延续了光武、明帝的薄葬传统，与汉初帝王厚葬形成对比。这一决策不仅节省民力，更体现了对“形式主义”的摒弃——真正的“不朽”不在于陵墓规模，而在于治政功绩。
章帝的薄葬选择，在盛行“厚葬以显孝”的古代，具有超越时代的理性。它警示后世：统治者的“遗产”不在物质奢华，而在民生福祉与制度根基，这一理念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章和二年的历史，是东汉由盛转衰的缩影：章帝的“宽仁”留下了民心，也留下了隐患；窦氏的擅权开启了外戚专权的恶性循环；而士大夫的抗争与无力，则预示了帝国治理的深层危机。这些矛盾的交织，为理解中国古代“盛世”与“危机”的转换提供了典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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