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闰八月丁亥初一，发生日食。
冬天十月，乌桓来侵犯云中，度辽将军耿晔去追击，没打过。十一月，乌桓把耿晔围困在兰池城；朝廷派兵几千人去救，乌桓才退走。
十二月甲寅日，京城又地震了。
永和元年（公元136年，丙子年）
春天正月己巳日，改年号，大赦天下。
冬天十月丁亥日，承福殿着火了。
十一月丙子日，太尉庞参被罢免。
十二月，象林的蛮夷造反了。
乙巳日，任命以前的司空王龚为太尉。
王龚特别痛恨宦官专权，就上书跟皇帝详细说了宦官的那些事儿。那些宦官就指使门客诬陷王龚有罪；皇帝让王龚赶紧自己说清楚。李固给梁商写信说：“王公坚守忠贞的节操，却被那些说坏话的小人陷害，大家听说这事儿，没有不叹息害怕的。三公地位那么尊贵，哪有到公堂去申诉冤屈的道理，稍微有点感慨，可能就选择自杀了，所以按照以前的规矩，没有大罪，不会被严厉审问。要是王公真出了意外，那朝廷就会背上迫害贤能的名声，大臣们也显得没有救护的情义了！俗话说：‘好人有难，救人急得顾不上吃饭。’现在就是这种时候啊！”梁商马上把这话告诉了皇帝，这事儿才算了。
这一年，任命执金吾梁冀当河南尹。梁冀这人特爱喝酒，整天游手好闲、肆意放纵，当官后经常干些违法乱纪的事儿。他爹梁商亲近的门客洛阳令吕放把这事告诉了梁商，梁商就责备梁冀。梁冀派人在路上把吕放给杀了，又怕梁商知道，就假装怀疑是吕放的仇人干的，请求让吕放的弟弟吕禹当洛阳令，让他去抓仇人；结果把吕放的宗族、亲戚、宾客一百多人全杀光了。
武陵太守上书，说蛮夷都归顺了，可以像对汉人一样，增加他们的租赋。讨论这事儿的人都觉得行。尚书令虞诩说：“自古以来的圣王，都不把风俗不一样的人当成普通臣民对待。先帝定下的旧规矩，蛮夷贡税该交多少，那是由来已久的；现在突然增加，他们肯定会怨恨反叛。算一算增加税收得到的，还抵不上因此产生的麻烦，以后肯定得后悔。”皇帝不听他的。澧中、漊中的蛮夷果然因为贡布和以前约定的不一样而闹事，然后杀了乡吏，整个部族都造反了。
评论
阳嘉三年至永和元年的历史片段，如同一出逐渐失控的舞台剧，皇权的摇摆、权贵的跋扈、士大夫的挣扎与边疆的动荡交织上演，清晰地勾勒出东汉王朝由衰转颓的轨迹。这段时间里，制度的裂缝不断扩大，而试图填补裂缝的努力，最终都在既得利益的礁石上撞得粉碎。
天灾背后的政治隐喻：从“请雨”到“讳疾”的治理迷失
这三年间，旱情、地震、火灾等灾异频发，在“天人感应”思想主导的时代，这被视为上天对朝政的警示。但东汉朝廷的应对，始终停留在“表演式救灾”的层面。
阳嘉三年春夏连旱，汉顺帝“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看似姿态虔诚，却被尚书周举直指“徒劳”。周举尖锐指出，旱灾的根源是皇帝背离文帝、光武的节俭传统，沉迷“亡秦奢侈之欲”——“内积怨女，外有旷夫”，后宫充盈却让百姓嫁娶失时，国库耗费于“太官重膳”却忽视民生。他痛斥这种“务其华而不寻其实”的行为如同“缘木求鱼”，呼吁皇帝“出后宫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费”，以实际改革回应天谴。然而，皇帝的反应仅是“复召举面问得失”，却无实质行动，暴露了其对“改政”的敷衍。
太史令张衡则从权力结构解读灾异：前年京师地震“土裂”象征“威分”（皇权被外戚、宦官分割），“震者民扰”暗示百姓因权力失控而不安。他警告“威不可分，德不可共”，直指皇帝因“恩不忍割”让渡权柄，才引来天怒。更可贵的是，他戳破了当时盛行的“图谶”迷信——这类预言书多成于哀、平之际，是“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的工具（如《春秋元命包》记载战国的公输班、墨翟，却提及汉代才设置的益州，漏洞百出）。张衡呼吁“收藏《图谶》，一禁绝之”，试图以理性对抗荒诞，却同样石沉大海。
灾异本是推动改革的契机，但东汉朝廷的应对始终是“避实就虚”：宁愿露坐请雨、祭祀祷告，也不愿触碰外戚专权、宦官干政的核心问题。这种“讳疾忌医”的态度，让天灾从“警示”变成了“嘲讽”，加速了民心的流失。
权贵专权的合法化：宦官与外戚的“双恶垄断”
这段时间最致命的变化，是宦官与外戚的权力突破了最后的制度约束，形成对朝政的“双恶垄断”。
宦官势力的世袭化：阳嘉四年，朝廷“初听中官得以养子袭爵”，这一政策彻底打破了“非有功不侯”的祖制。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却通过“养子袭爵”实现权力传承，等于为其势力扩张发放了“合法通行证”。御史张纲上书痛斥：“文、明二帝时，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赏赐仅数金，故家给人足；今无功小人皆有官爵，违天逆道！”但谏言“不省”，足见宦官集团已牢牢掌控话语权——他们是顺帝复位的“功臣”，皇帝对其“有宠”甚至“参与政事”，形成了“宦官专权合法化”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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