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廉四科的增设:选官制度的微小修补
尚书令黄琼以左雄的孝廉选拔制“犹有所遗”,奏请增设“孝悌”“能从政”为四科(原仅“儒学”“文吏”),试图拓宽选才渠道。这一调整承认了“德行”与“实务能力”的重要性,是对单纯“重文轻德”的修正。但选官的核心问题——权贵操控荐举、考试流于形式——并未解决,四科的增设只是“治标不治本”,无法改变“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现状。
结语:绝望中的坚守与历史的必然
汉安年间的历史,最深刻的矛盾在于:士大夫的清醒与抗争,始终无法对抗制度性的腐败;个别能吏的善政,终究敌不过权贵的倾轧。张纲埋轮的悲壮,苏章罢官的无奈,张婴负土成坟的哀悼,共同构成了一幅“理想破灭”的图景——当“豺狼当路”成为常态,当“公法”让位于“私恩”,当“善政”只能依赖个人而非制度,东汉的灭亡便不再是“意外”,而是“历史的必然”。
梁冀的跋扈在延续,边疆的烽火在燃烧,民间的疾苦在加深,而士大夫的抗争与能吏的善政,不过是这出末世悲剧中,令人叹息的插曲。汉安二年的冬天,当凉州地震的余波未平,当黄琼的四科改革刚刚推行,这个王朝的命运,早已写在了张纲埋轮的那一刻——它拒绝了最后的救赎,只能在腐朽中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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