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廉四科的增设：选官制度的微小修补
尚书令黄琼以左雄的孝廉选拔制“犹有所遗”，奏请增设“孝悌”“能从政”为四科（原仅“儒学”“文吏”），试图拓宽选才渠道。这一调整承认了“德行”与“实务能力”的重要性，是对单纯“重文轻德”的修正。但选官的核心问题——权贵操控荐举、考试流于形式——并未解决，四科的增设只是“治标不治本”，无法改变“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现状。
结语：绝望中的坚守与历史的必然
汉安年间的历史，最深刻的矛盾在于：士大夫的清醒与抗争，始终无法对抗制度性的腐败；个别能吏的善政，终究敌不过权贵的倾轧。张纲埋轮的悲壮，苏章罢官的无奈，张婴负土成坟的哀悼，共同构成了一幅“理想破灭”的图景——当“豺狼当路”成为常态，当“公法”让位于“私恩”，当“善政”只能依赖个人而非制度，东汉的灭亡便不再是“意外”，而是“历史的必然”。
梁冀的跋扈在延续，边疆的烽火在燃烧，民间的疾苦在加深，而士大夫的抗争与能吏的善政，不过是这出末世悲剧中，令人叹息的插曲。汉安二年的冬天，当凉州地震的余波未平，当黄琼的四科改革刚刚推行，这个王朝的命运，早已写在了张纲埋轮的那一刻——它拒绝了最后的救赎，只能在腐朽中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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