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太守刘君世，铸造了一条黄金做的有花纹的蛇，用来献给大将军梁冀。益州刺史种暠揭发并逮捕了他，派人快马向朝廷报告。梁冀因此记恨种暠。正好巴郡人服直聚集了几百人，自称天王，种暠和太守应承去讨伐抓捕，没有成功，很多官吏和百姓都受了伤。梁冀趁机陷害他们，派人逮捕了种暠和应承。李固给太后上奏章说：“我听说这次讨伐抓捕造成的伤亡，本来不是种暠和应承的本意，实在是因为下面的县吏害怕法律治罪，追捕得太急迫，才导致这样不好的结果。最近盗贼到处兴起，一直没断绝。种暠和应承因为最先揭发大奸臣反而一起受罪，我担心这样会打击州县官员揭发坏人的积极性，以后大家都互相掩饰隐瞒，再也不尽心做事了！”太后看了奏章后，赦免了种暠和应承的罪，只是免去了他们的官职。那条金蛇被送到大司农那里，梁冀向大司农杜乔借来看，杜乔不肯借给他。梁冀的小女儿去世，他让公卿大臣都去参加葬礼，只有杜乔没去，梁冀因此对杜乔怀恨在心。
评论
永嘉元年是东汉王朝权力斗争白热化的一年。幼主冲帝夭折后，外戚梁冀一手操控皇位继承，与士大夫代表李固的冲突全面爆发，而边疆与内地的叛乱虽暂被压制，却难掩王朝根基的崩塌。这一年的历史，如同一场加速上演的悲剧，处处透着权力的狰狞与时代的绝望。
皇位继承：梁冀专权与士大夫的最后抗争
冲帝夭折后，皇位继承之争成为矛盾焦点，彻底暴露了外戚专权的蛮横与士大夫的无力。
李固的“立长”之谏与梁冀的“立幼”之谋
太尉李固明确提出“择长年，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并以“周、霍立文、宣”（周勃、霍光立成年君主稳定局势）对比“邓、阎利幼弱”（邓太后、阎太后立幼主专权），直指问题核心：立长君是为国家安危，立幼主则是外戚谋私。但梁冀为保权势，执意选择八岁的渤海王之子刘缵（质帝），甚至绕开“所征诸王侯到乃发丧”的程序，仓促迎立，尽显“废立由己”的跋扈。李固的理性建议被无视，标志着士大夫在皇权交接中彻底失去话语权。
葬礼之争：制度与私欲的碰撞
李固主张将冲帝葬于顺帝宪陵茔内，依康陵制度从简，理由是“处处寇贼，军兴费广”，反对过度劳民伤财。这一建议被采纳，看似士大夫的局部胜利，实则是梁冀暂不愿在“小事”上与李固纠缠——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巩固权力上，葬礼从简与否，对其核心利益无关痛痒。
权力倾轧：梁冀对李固的诬陷与士大夫的困境
梁冀与李固的矛盾，从“立帝之争”延伸至政治全局，最终演变为对士大夫的残酷打压。
飞章诬奏：罗织罪名的卑劣手段
李固掌权后，奏免顺帝时期“不以次”任命的百余名官员，这些人怨恨之余，迎合梁冀旨意，诬告李固“因公假私”“离间近戚”“无惨怛之心”，甚至扣上“累父毁君”的大罪。诬告内容荒谬至极（如“胡粉饰貌，搔头弄姿”），却精准击中皇权时代的敏感点——“离间近戚”“作威作福”都是帝王最忌讳的罪名。梁冀将诬告书转交太后，虽因太后暂时抵制未得逞，但已为日后诛杀李固埋下伏笔。
士大夫的孤立无援
李固的困境，是东汉士大夫群体的缩影：他们试图以“制度”“道义”约束外戚，却缺乏实际权力支撑。太后虽“多从”李固建议，却受制于兄长梁冀；朝中官员或依附梁冀，或明哲保身，无人敢公开支持李固。这种“孤立”注定了士大夫抗争的悲剧性——他们的理想如同堂吉诃德的长矛，刺向的是权力的铜墙铁壁。
叛乱与平叛：军事胜利难掩治理溃烂
这一年，羌患与内地盗贼暂被平定，但胜利的代价沉重，暴露的问题远多于解决的问题。
羌患的“虚假平定”：西羌叛乱多年，耗费八十余亿钱，却因“诸将多断盗牢禀（克扣军粮），私自润入，以珍宝货赂左右”，导致“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最终，左冯翊梁并靠“恩信招诱”，使五万余户羌人归降，陇右暂平。这场“胜利”与军事无关，全靠羌人对朝廷腐败的绝望暂告段落——一旦官吏再施暴政，叛乱必然复起。八十亿军费的消耗，多数流入将领与权贵腰包，国家财政被蛀空，这才是羌患的根源。
滕抚平叛的“昙花一现”：徐、扬盗贼在滕抚等人镇压下暂平：马勉、范容、徐凤、华孟等首领被杀，张婴败走，东南“悉平”。滕抚的军事才能值得肯定，但平叛的基础是“广开赏募”（用钱粮激励），而非制度性解决民生问题。盗贼的根源——官吏贪暴、百姓贫困——并未改变。滕抚被调任左冯翊后，东南很快会再次陷入混乱，这种“兵来将挡”的循环，正是东汉后期治理失效的典型表现。
梁冀的嚣张与士大夫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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