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被召回京城，曹节等人觉得张奂刚到，不知道之前的谋划，就假传圣旨，让少府周靖代理车骑将军，加符节，和张奂一起率领五营士兵去讨伐窦武。快天亮的时候，王甫带着虎贲、羽林军等一千多人，到朱雀掖门驻扎，和张奂会合，然后全部军队开到宫前，和窦武对峙。王甫的兵力越来越多，他让士兵对窦武的军队大喊：“窦武造反，你们都是禁兵，应该保卫皇宫，为什么要跟着造反的人呢！先投降的有赏！”北军的士兵平时就害怕宦官，于是窦武的军队渐渐有人投降王甫，从天亮到吃早饭的时候，投降得差不多了。窦武和窦绍逃跑，各路军队追上去包围他们，两人都自杀了，脑袋被砍下来挂在洛阳都亭示众。他们的宗亲、宾客、姻亲都被抓起来杀掉，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也被灭族。宦官又诬陷虎贲中郎将河间人刘淑、原尚书会稽人魏朗，说他们和窦武等人一起谋划，两人都自杀了。太后被迁到南宫，窦武的家属被流放到日南。从公卿以下，凡是被陈蕃、窦武举荐过的人，以及他们的门生、旧部，都被免官，终身不许做官。议郎勃海人巴肃，一开始和窦武等人一起谋划，曹节等人一开始不知道，只把他禁锢起来，后来知道了就去抓他。巴肃自己坐车到县里，县令见到他，进了内室，解下印绶，想和他一起逃走。巴肃说：“做臣子的，有谋划不敢隐瞒，有罪也不逃避刑罚，既然已经不隐瞒谋划了，又怎么敢逃避刑罚呢！”最后被处死。
曹节升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王甫升为中常侍，还兼任黄门令。朱瑀、共普、张亮等六人都封为列侯，十一人封为关内侯。这下，这些小人得志了，士大夫们都灰心丧气。陈蕃的朋友陈留人朱震，把陈蕃的尸体收殓埋葬，把他的儿子陈逸藏起来，后来事情被发现，朱震被关进监狱，全家都被戴上枷锁。朱震受尽拷打，宁死不说出陈逸的下落，陈逸因此得以逃脱。窦武的属官桂阳人胡腾，把窦武的尸体收敛埋葬，为他办丧事，因此被禁锢。窦武的孙子窦辅，才两岁，胡腾假装是自己的儿子，和南阳的令史张敞一起把他藏在零陵境内，也得以幸免。张奂升为大司农，因为功劳被封侯。张奂特别痛恨被曹节等人利用，坚决推辞不接受。
朝廷任命司徒胡广为太傅，参与尚书事务；司空刘宠为司徒，大鸿胪许栩为司空。
冬天十月甲辰日月底，发生日食。
十一月，太尉刘矩被免职，任命太仆沛国人闻人袭为太尉。
十二月，鲜卑和濊貊侵犯幽州、并州。
这一年，疏勒王的叔父和得杀了国王，自己篡位。
乌桓的首领，上谷的难楼有九千多个部落，辽西的丘力居有五千多个部落，他们都自称王。辽东的苏仆延有一千多个部落，自称峭王。右北平的乌延有八百多个部落，自称汗鲁王。
评论
这段史料聚焦于东汉窦武、陈蕃与宦官集团的生死对决，是汉末政治崩塌的关键转折点。这场权力斗争不仅暴露了外戚、士人联合对抗宦官的彻底失败，更预示着东汉王朝不可逆转的衰亡命运，其背后的政治逻辑与人性博弈引人深思：
士人与外戚的联盟困局：理想主义的致命短板
窦武与陈蕃的合作，本是士人集团联合外戚扭转政局的最后机会。陈蕃以八十高龄力主除奸，窦武身为大将军手握兵权，更有太后临朝的合法性支撑，且已成功征召李膺、杜密等名贤入朝，天下人“延颈想望太平”，局势一度看似明朗。
但他们的致命缺陷在于对权力斗争的残酷性认知不足。窦武在诛杀管霸、苏康后，对核心目标曹节、王甫优柔寡断，因太后“冘豫未忍”而拖延时机，错失先发制人的窗口期。陈蕃虽态度强硬，却缺乏实际兵权，仅凭“八十之躯”与“八十诸生”硬闯宫廷，形同以卵击石。更关键的是，他们未能识破宦官集团的渗透——太后身边的赵娆、女尚书早已成为内应，决策信息完全暴露，这种“政治天真”使其步步被动。
反观宦官集团，行动则精准狠辣：朱瑀盗发奏书后连夜歃血盟誓，曹节迅速控制皇帝、太后，王甫带兵突袭北寺狱，短短数小时内完成“夺玺绶、劫太后、杀勋冰”的操作，效率远超士人的犹豫。这印证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法则：在绝对实力差距下，道德优势难以对抗雷霆手段。
舆论战的溃败：话语权被篡夺的悲剧
这场斗争中，舆论话语权的丧失是士人身败名裂的关键。宦官集团深谙“师出有名”的重要性：他们先诬陷窦武“废帝大逆”，再由王甫当众控诉窦武“兄弟父子并封三侯”“多取掖廷宫人”，将其塑造成贪权乱政的奸臣；对陈蕃则斥为“阿党”，用“死老魅”的市井谩骂消解其士大夫权威。
而窦武、陈蕃的舆论反击苍白无力。陈蕃在尚书门的呼喊“大将军忠以卫国”，因缺乏具体证据支撑沦为空泛口号；他们始终未能有效争取底层士兵——当王甫喊出“先降有赏”时，北军士兵“素畏服中官”纷纷倒戈，可见宦官集团早已通过长期控制禁军，塑造了“顺我者昌”的心理惯性。士人空有“天下仰望”的民意基础，却未能将其转化为实际支持，最终在舆论污名化中孤立无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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