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在阿亭道修建了一座四百尺高的观。
冬天，十月，太尉许彧被免职，任命太常杨赐为太尉。
皇帝到上林苑打猎，经过函谷关，又到广成苑打猎。十二月，返回京城，前往太学。
桓典担任侍御史，宦官们都很怕他。桓典经常骑着一匹骢马，京城的人为此流传一句话：“走一步停一停，快躲开骢马御史！”桓典是桓焉的孙子。
春天，三月辛未日，大赦天下。
夏天，发生大旱灾。
封皇后的母亲为舞阳君。
秋天，金城的黄河水泛滥，溢出河面二十多里。
五原的山岸崩塌。
当初，巨鹿人张角信奉黄帝、老子，用一些妖术来传授教义，他的教派称为“太平道”。他用咒语和符水给人治病，让病人跪拜并承认自己的过错，有时候病人的病居然好了，众人就觉得很神奇，对他深信不疑。张角派弟子们到各地去，辗转诱骗更多的人。十几年间，信徒达到几十万，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这八个州的人，几乎都响应他。有的人甚至卖掉自己的财产，辗转迁徙去投奔他，道路都被堵塞了，还没到就病死的人也数以万计。郡县的官员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反而说张角是用善道教化百姓，所以百姓才归附他。
太尉杨赐当时担任司徒，上书说：“张角欺骗迷惑百姓，即使遇到赦免也不知悔改，势力逐渐蔓延。现在如果下令让州郡去抓捕讨伐，恐怕会引起更大的骚乱，加速祸患的形成。应该赶紧命令刺史和二千石官员，甄别流民，把他们都送回各自的本郡，削弱张角的势力，然后再诛杀他们的首领，这样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能平定。”恰好杨赐离职，这件事就被搁置了。司徒掾刘陶又上疏重申杨赐之前的建议，说：“张角等人的阴谋越来越严重，民间私下传言，说张角等人偷偷潜入京城，窥探朝政。他们像鸟兽一样，表面温顺，内心险恶，私下互相呼应。州郡官员忌讳谈论这件事，不想听到这些消息，只是私下互相转告，却没人愿意写成公文上报。应该下明确的诏令，重金悬赏捉拿张角等人，封给他们土地，如果有谁敢隐瞒回避，就和张角等人同罪。”皇帝却根本不在意，反而下诏让刘陶整理《春秋》条例。张角于是设置了三十六方，一方就相当于一个将军。大方有一万多人，小方有六七千人，各有首领。他们散布谣言说：“苍天已经死了，黄天将要兴起，在甲子年，天下就会太平。”还用白土在京城各官署的大门以及州郡官府的门上，都写上“甲子”二字。大方的马元义等人先召集了荆州、扬州的几万人，约定在邺城会合举事。马元义多次往来京城，与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勾结作为内应，约定在三月五日，京城内外同时起兵。
评论
这段历史记载了东汉灵帝光和四年至六年的历史，集中展现了汉末王朝崩塌前的乱象。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恰似一部“帝国衰亡启示录”，暴露的问题至今仍具警示意义：
统治集团的系统性溃烂
灵帝时期的皇权已沦为私欲工具：后宫设市场让宫女经商、西园弄狗驾驴取乐，甚至对地方贡品征收“导行费”中饱私囊，这种“皇帝经商”的荒诞行为，本质是将国家资源私有化。而宦官与外戚的权力博弈（如曹节、赵忠专权，何皇后鸩杀王美人），则彻底撕裂了统治核心——当权力斗争凌驾于治理责任之上，王朝的崩塌只是时间问题。
官僚体系的全面腐败
太尉许彧、司空张济等人“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将官员考核异化为“放鸱枭而囚鸾凤”的闹剧，暴露了察举制的致命缺陷：当选拔权被利益集团操控，“清修有惠化者”遭排挤，“贪污秽浊者”受包庇，官僚体系便从“治理工具”蜕变为“吸血机器”。吕强的劝谏石沉大海，陈耽因直言被免，更说明此时的皇权已丧失自我纠错能力——制度性腐败一旦形成闭环，任何个体的抗争都难以为继。
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前夜
地方层面，板楯蛮因“更赋至重，仆役棰楚”而叛乱，反映出底层民众在苛政与酷吏压迫下的绝境；中央层面，张角的太平道能在八州聚集数十万信徒，本质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当朝廷视民众为“敛财工具”，宗教便成为绝望者的精神寄托与反抗旗帜。杨赐、刘陶的预警被忽视，恰是王朝覆灭的典型征兆：不是没有有识之士，而是腐朽的体制已容不下任何自救的努力。
历史的镜鉴意义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灵帝君臣将国家视为私产，以“导行费”盘剥百姓，以党同伐异破坏吏治，最终失去了民心。从“驴价与马齐”的荒诞，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呐喊，短短三年间，王朝从歌舞升平的幻梦跌入战乱深渊，印证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千古铁律。任何时代，若权力失去约束、治理脱离民生，再强大的帝国也会在民怨沸腾中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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