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布的军队里有叟兵叛变，六月戊午日，这些叟兵把李傕的军队引进城，李傕的士兵进城后就到处烧杀抢掠。吕布在城里和他们交战，没打赢，就带着几百骑兵，把董卓的脑袋系在马鞍上逃走了。他在青琐门外停下马，招呼王允一起走。王允说：“如果能仰仗国家的神灵保佑，让国家安定，这是我的心愿；如果不能实现，我就以身殉国。现在皇帝还年幼，只能依靠我，我不能在危难时刻苟且偷生，实在不忍心这么做。你替我向关东的各位诸侯问好，希望他们能时刻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太常种拂说：“身为国家大臣，不能制止暴乱，抵御外侮，让敌人的刀剑指向皇宫，就算逃走又能去哪里呢！”于是冲上去和敌人战斗，最后战死了。李傕、郭汜驻扎在南宫掖门，杀了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官吏和百姓死了一万多人，尸体横七竖八地堆满了道路。
王允扶着皇帝登上宣平门躲避乱兵，李傕等人在城楼下伏地叩头，皇帝对李傕等人说：“你们放纵士兵到处胡作非为，到底想干什么？”李傕等人说：“董卓对陛下忠心耿耿，却无缘无故被吕布杀了，我们是为董卓报仇，不敢造反啊。等事情办完，我们愿意到廷尉那里去领罪。”李傕等人包围了门楼，一起上表请求司徒王允出来，还问：“太师董卓犯了什么罪？”王允走投无路，只好下楼去见他们。己未日，朝廷大赦天下，任命李傕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樊稠等人都为中郎将。李傕等人抓住司隶校尉黄琬，关进监狱，然后把他杀了。
评论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东汉末年群雄逐鹿、政权动荡的复杂局面，其中人物决策与局势演变的关联极具历史启示性，可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现代视角的评价：
刺杀董卓与权力真空的连锁反应
荀攸、郑泰等人策划刺杀董卓，虽因事泄失败，却反映出董卓专权下的普遍不满。而董卓死后，王允的执政失误成为局势失控的关键：他拒绝赦免董卓部曲、反对吕布封赏将校，既失去了安抚军心的机会，又激化了与吕布的矛盾。这种“刚棱疾恶”的性格在权力真空期显得尤为危险——缺乏对潜在威胁的妥协与平衡，最终引发凉州军事集团的反扑。
对比曹操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王允的失败在于：他仅着眼于“除恶”，却未建立新的权力秩序，更忽视了军事力量与利益分配在乱世中的决定性作用。
曹操崛起的关键节点：兖州争夺战
刘岱不听鲍信“固守疲敌”的建议，贸然进攻青州黄巾而身死，反衬出曹操的军事素养：面对“百万黄巾”，他以“抚循激励”稳定军心，用“承间设奇”的灵活战术打破兵力劣势，最终扭转战局。这种“务实应变”的风格，与王允的固执形成鲜明对比，也为他后来割据兖州奠定基础。
鲍信战死、曹操“刻木祭祀”的细节，既体现乱世中人才的珍贵，也凸显曹操“收揽人心”的政治智慧——通过情感表达强化部众的归属感，这与他后来“唯才是举”的用人理念一脉相承。
凉州集团反扑：王允的战略误判与贾诩的“破局”
王允对凉州兵的处理堪称典型的“政策摇摆症”：先议赦免又中止，想解散军队又拒绝用皇甫嵩安抚，最终逼反李傕、郭汜。他的核心错误在于：将“道德正义”（诛杀董卓余党）置于“现实稳定”之上，忽视了凉州兵“自危心理”的传染性——当蔡邕因“附董”被杀时，凉州兵已意识到“解兵即任人宰割”，王允的“强硬”实则加速了叛乱。
贾诩的建议成为转折点：他精准抓住凉州兵“弃军则易被擒”的恐惧，以“为董卓报仇”为旗帜凝聚力量，将分散的个体危机转化为集体行动。这一策略揭示了乱世生存的法则：恐惧比正义更能驱动群体，而引导恐惧的方向即可掌控局势。李傕等从“求赦不得”到“聚众十万”，印证了贾诩对人性与权力的深刻洞察。
乱世中的权力逻辑：实力至上与信任崩塌
史料中反复出现“逆击”“奔逃”“自立”等情节（如曹操击退金尚、吕布败走、金尚投袁术），凸显东汉朝廷权威的彻底瓦解：地方官员的任命已无法通过“王命”实现，而是取决于军事力量——曹操“领兖州刺史”靠的是鲍信等地方势力的支持，而非朝廷诏书；李傕、郭汜能围攻长安，本质是武力对皇权的碾压。
人际关系的脆弱性同样显着：吕布与王允从盟友到“不相平”，源于利益分配不均；王允对凉州兵的“疑而不赦”，源于对“忠诚度”的极端不信任。这种“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正是乱世的典型特征——当秩序崩塌，“契约”让位于“实力”，“合作”随时可能因微小猜忌破裂。
总结：乱世的生存密码
这段史料浓缩了东汉末年的核心矛盾：旧秩序（皇权、道德）瓦解，新秩序（武力、权谋）尚未建立。曹操的崛起、王允的败亡、贾诩的献策，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坚守传统伦理，而在于精准把握人心（恐惧与欲望）、灵活调整策略（妥协与强硬）、快速整合力量（军事与人心）。王允的悲剧警示后人：空谈正义而脱离现实，终将被乱世吞噬；而曹操、贾诩的“务实”，虽未必符合道德完美，却成为乱世中存续的“生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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