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童谣唱道：“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孙瓒觉得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易县，于是就把治所迁到易县，在周围挖了十层壕沟，在壕沟里面堆起土山，都有五六丈高，上面还建了楼；在中间的壕沟里也堆了个特别高的土山，有十丈，他自己住在上面。他用铁门把自己围起来，赶走身边的人，七岁以上的男人都不许进门，只和姬妾住在一起。文书之类的东西，都用绳子往上吊。他还让女人练习大声喊话，能让几百步外都能听见，用来传达命令。他疏远宾客，没有亲信的人，谋臣猛将也渐渐都离开了他。从这之后，他很少再出去打仗。有人问他原因，公孙瓒说：“我以前把胡人赶到塞外，在孟津扫平黄巾军，那时候，我觉得天下只要我指挥就能平定。可到了今天，战争才刚刚开始，我看这局势，不是我能决定的，还不如停止战争，努力耕种，来应对灾年。兵法上说，有百楼的城池难以攻克。现在我各个营寨的城楼有几十层，囤积的粮食有三百万斛。等这些粮食吃完，天下的局势也该有个结果了。”
南单于于扶罗去世，他的弟弟呼厨泉继位，住在平阳。
评价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东汉末年的乱世图景，其中人物的忠义抉择、权力博弈与人性挣扎，至今仍引人深思。从现代视角来看，可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解读：
臧洪：乱世中的“忠义孤绝者”
臧洪的故事是这段记载的核心，其行为在现代视角下呈现出复杂的价值张力：
“义”的极致与局限：他为报答张超的知遇之恩，不惜与袁绍决裂，坚守孤城直至粮尽城破，甚至杀妾飨士，展现了对“私义”的绝对忠诚。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在儒家伦理中被奉为典范，但以现代人权视角审视，“杀妾飨士”无疑暴露了封建时代对女性的物化，其悲壮背后是人性被乱世扭曲的残酷。
理想主义的悲剧：臧洪在与陈琳的书信中，反复强调“忠孝”“大义”，试图以道德对抗强权，却最终败于袁绍的兵力碾压。这揭示了乱世的残酷逻辑：道德理想在绝对实力面前往往不堪一击，但他的坚守仍为黑暗时代保留了一丝人性光辉。
群体认同的力量：城中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既源于臧洪的人格感召，也反映了乱世中个体对“共同体”的依赖。这种凝聚力在绝境中爆发，却终究无法逆转历史洪流，更显悲壮。
袁绍与公孙瓒：权力游戏中的失败者
袁绍的“伪义”：他以“盟主”自居，却因私怨坐视张超覆灭，后又因臧洪不从而灭其城。其行为暴露了军阀的本质：所谓“大义”只是争夺权力的工具，一旦触及自身利益便弃如敝履。他对臧洪的“爱”与“杀”，实则是对“可控忠诚”的渴求——凡不能为己所用者，再忠义也必除之。
公孙瓒的“短视”：他凭借武力割据幽州，却因猜忌贤能、亲近小人而失尽人心。从“欲定天下”到“筑楼避世”，其心态的转变折射出乱世军阀的普遍困境：缺乏长远战略，迷信武力与壁垒，最终在孤立中走向灭亡。童谣“唯有此中可避世”的讽刺，恰是对其逃避现实的绝妙注解。
乱世伦理的撕裂与重构
这段记载最深刻的地方，在于展现了东汉末年“旧秩序崩塌、新规则未立”的伦理混乱：
忠孝的冲突：臧洪既想忠于“故君”张超，又需受制于“主公”袁绍，最终选择以死践行“私义”，反映了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势力崛起后，个体忠诚对象的碎片化。
成败的悖论：臧洪、陈容身死名灭，却被称为“烈士”；袁绍、公孙瓒一时得势，终因失德而败。这种“失败者的胜利”，暗示了乱世中人们对“道义”的隐秘渴望——即便现实被强权主导，精神层面仍在为“正义”保留位置。
人性的极端表现：从臧洪“分糜与士”到“杀妾飨士”，从军民“誓死不离”到公孙瓒“拒人千里”，极端环境下的人性呈现出两极分化：既有超越生死的共情，也有弱肉强食的残酷。这正是乱世的缩影：文明秩序解体后，人性的光明与黑暗都被无限放大。
结语
这段史料如同一个乱世切片，让我们看到：当旧的价值体系崩溃，个体在权力与道义、生存与尊严之间的挣扎，既是悲剧，也是人性的试炼。臧洪的“愚忠”、公孙瓒的“狂悖”、袁绍的“伪善”，共同构成了东汉末年的时代群像——他们都是乱世的产物，也都是乱世的祭品。而那些在绝境中坚守的“义”与“信”，虽未能改变历史走向，却成为后世回望这段黑暗岁月时，不可磨灭的精神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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