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写信给魏王曹操，表示愿意讨伐关羽来效力，同时请求曹操不要泄露消息，以免关羽有所防备。曹操询问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都说应该保密。董昭却说：“军事行动注重权变，关键要合适。我们表面上答应孙权保密，实际上要把消息泄露出去。关羽得知孙权的行动后，如果回军自保，樊城之围就能迅速解除，我们也能从中获利。还能让他们两个贼人相互争斗，我们坐等他们两败俱伤。要是保密不泄露，让孙权得逞，这可不是好计策。而且，被围在城中的将士不知道有救兵，计算着粮食，心里肯定害怕。万一他们有别的想法，麻烦就大了。所以泄露消息更有利。再说关羽这个人很强势，自恃江陵、公安两座城防守坚固，肯定不会马上退兵。”曹操说：“好！”立刻命令徐晃把孙权的信射到关羽的包围圈里和他的军营中。被围的将士们得知后，士气大振；关羽看了信后果然犹豫不决，没有马上退兵。魏王曹操从洛阳南下救援曹仁，大臣们都说：“大王要是不赶紧去，曹仁就会战败。”只有侍中桓阶说：“大王您觉得曹仁他们有能力判断局势吗？”曹操说：“有。”桓阶又问：“大王您是担心他们不尽力吗？”曹操说：“不是。”桓阶接着问：“那您为什么要亲自去呢？”曹操说：“我是担心敌人太多，徐晃他们的形势不利。”桓阶说：“如今曹仁他们身处重围却死守不降，就是因为知道大王您在远处为他们造势。身处必死之地，必然会有拼死抗争的决心。他们内心有死战的决心，外面又有强大的救兵，大王您只要坐镇指挥，显示我们还有余力，何必担心战败而要亲自前往呢？”曹操觉得桓阶说得有道理，于是驻军在摩陂，先后派遣殷署、朱盖等共十二支军队到徐晃那里增援。
关羽在围头有驻军，另外还在四冢有屯兵。徐晃于是扬言要攻打围头的营寨，却秘密攻打四冢。关羽看到四冢快要守不住了，亲自率领五千步兵和骑兵出战。徐晃迎击，关羽败退。关羽的包围圈有十重壕沟和鹿角等防御工事，徐晃追击关羽，和他一起冲进包围圈，打败了关羽的军队，傅方、胡修都战死了，关羽只好撤围退兵，但他的战船仍然占据着沔水，襄阳和外界还是隔绝不通。
评论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三国时期关羽败走麦城的关键背景，展现了吴蜀联盟破裂的深层逻辑，更暗藏着古代军事战略与政治博弈的经典范式。从鲁肃的“联羽抗曹”到吕蒙的“袭羽全江”，从关羽的刚愎自用到曹操的权谋制衡，这段历史堪称三国时期“战略选择决定命运”的典型案例。
战略路线之争：东吴的生存逻辑抉择
鲁肃与吕蒙的战略分歧，本质上是东吴国家安全观的碰撞。鲁肃坚持“联羽抗曹”，是基于曹操势力仍占绝对优势的现实判断，主张通过维持脆弱联盟形成南北均势。这种战略虽保守，但符合“两弱抗一强”的基本博弈逻辑，为东吴争取了发展时间。而吕蒙的“取羽全江”战略，则更注重地缘安全的绝对性——荆州位于长江上游，对下游的建业构成天然威胁，“居国上流，其势难久”的判断直指东吴心腹之患。
吕蒙对徐州与荆州的战略比较极具前瞻性：徐州虽易攻，却因“地势陆通，骁骑所骋”难以防守，曹操骑兵可迅速反扑；而荆州“全据长江”，能形成完整的地理屏障，“形势益张，易为守也”。这种“舍易取难”的选择，体现了地缘战略中“质量优于数量”的核心原则——控制关键节点比占据广阔平原更具战略价值。孙权最终采纳吕蒙方案，标志着东吴从“联盟求存”转向“地缘自保”的战略转型。
战术欺骗：心理战与信息战的古代实践
吕蒙袭取荆州的过程，堪称冷兵器时代心理战的经典。其核心策略是通过“示弱”瓦解关羽的戒备心：先是“称病笃”让关羽放松警惕，再推荐“未有远名”的陆逊接替，利用关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的性格弱点。陆逊则进一步“深自谦抑”，以书信“称其功美”，彻底麻痹对手，使其“稍撤兵以赴樊”，最终陷入“出其不意”的被动局面。
这场战术欺骗的关键，在于精准把握了关羽的心理变化：水淹七军的“大功”使其“意骄志逸”，对东吴的轻视使其“未嫌于我”，对吕蒙病情的误判使其“益无备”。而信息传递的“虚实结合”——公开召吕蒙回建业的“露檄”与秘密谋划的“阴图”形成反差，彻底混淆了关羽的判断。这种“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的战术思想，与《孙子兵法》的谋略精髓一脉相承。
联盟破裂：利益冲突与性格悲剧的必然
吴蜀联盟的崩塌并非偶然，而是利益矛盾与个人性格共同作用的结果。孙权“为其子求昏于羽”遭拒，且使者受辱，成为双方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关羽“擅取权湘关米”则直接激化了矛盾，给了孙权出兵的口实。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荆州归属这一核心利益的不可调和——对东吴而言，荆州是长江防线的关键；对蜀汉而言，荆州是隆中对“跨有荆益”战略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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