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辛巳日，蜀汉皇帝刘备封夫人吴氏为皇后。这位皇后是偏将军吴懿的妹妹，以前是刘璋哥哥刘瑁的妻子。同时，立儿子刘禅为皇太子，还让太子娶了车骑将军张飞的女儿做太子妃。
当年曹操进入邺城的时候，曹丕还是五官中郎将，他看到袁熙的妻子、中山人甄氏长得漂亮，很是喜欢，曹操就给他把甄氏聘为妻子，后来生下儿子曹叡。曹丕称帝后，安平的郭贵嫔很受宠，甄夫人留在邺城，见不到曹丕。甄夫人心里郁闷，难免有些怨言。郭贵嫔趁机在曹丕面前说甄夫人坏话，曹丕听后大怒。六月丁卯日，曹丕派人去赐甄夫人死。
曹丕因为祖宗的宗庙在邺城，就在洛阳的建始殿祭祀曹操，用的是家里祭祀祖先的礼仪。
戊辰日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有关官员上奏请求罢免太尉，曹丕下诏说：“出现灾异，这是上天谴责我这个君主，要是把过错归到大臣身上，这哪里符合大禹、商汤怪罪自己的大义呢！让百官各自好好履行职责。以后要是再出现天地间的灾异，不要再弹劾三公了。”
蜀汉皇帝刘备封他的儿子刘永为鲁王，刘理为梁王。
评论
黄初二年是三国历史上充满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时期的政治事件不仅塑造了当时的权力格局，更埋下了后世关于“正统性”讨论的伏笔。透过这段史料，我们能清晰看到乱世中权力更迭的逻辑、人性的复杂以及历史叙事的深层密码。
权力合法性的构建与冲突
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汉建魏后，次年刘备集团便上演了一场完整的权力合法性构建大戏。从“蜀中传言汉帝已遇害”的舆论铺垫，到“群下竞言符瑞”的造势运动，再到刘备“即皇帝位于武担之南”的最终登场，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仪式。这一过程中，前部司马费诗的谏言与被贬，成为权力逻辑的生动注脚。
费诗的谏言直指核心矛盾：刘备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讨贼兴汉”的旗帜下，若“大敌未克而先自立”，将动摇人心根基。他以刘邦“屠咸阳犹怀推让”的典故作比，试图以传统政治伦理约束权力扩张。但现实是，在汉献帝被废、曹魏政权已然建立的背景下，刘备若不称帝，其集团将失去“兴复汉室”的象征性依托。这种“政治现实”对“道德理想”的碾压，揭示了乱世中权力运作的残酷法则——合法性叙事必须为实际统治需求服务。
司马光的正统论：超越偏见的历史观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评论，展现了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智慧。他尖锐批判了自汉代以来兴起的“正闰之论”，认为这种将历史政权分为“正统”与“僭伪”的做法，本质上是“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这种观点在注重“天命所归”的传统史学中，无疑具有突破性意义。
司马光提出的判断标准简单而深刻：“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在他看来，无论华夷、仁暴、大小、强弱，只要未能实现大一统，本质上都与古代列国无异。这种视角打破了以“血统传承”“地理居中”“道德优劣”为标准的正统论迷思，将历史评价的重心转向“功业之实”。
尤为可贵的是，司马光明确反对史学叙事中的偏见：“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这种互相贬低的做法违背了历史客观性。他主张在编纂历史时“彼此钧敌，无所抑扬”，只“叙国家之兴衰，着生民之休戚”，让读者“自择其善恶得失”。这种注重事实、反对预设评判的态度，至今仍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制度变革与现实考量
这一年的其他事件同样值得关注。曹魏“初复五铢钱”，标志着在经历长期战乱后，社会经济开始向常态化回归。货币制度的恢复是政权稳定、经济复苏的重要信号，为曹魏后续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公孙恭被加授车骑将军，则反映了曹魏对边疆控制的策略。辽东地处偏远，公孙氏势力盘根错节，曹魏通过加官晋爵进行笼络，体现了对复杂地缘政治的现实考量。而孔羡被封为宗圣侯“奉孔子祀”，则是统治者借助儒家文化巩固统治合法性的常规操作，显示了传统文化在乱世中的象征价值。
历史叙事的多重面相
这段史料还揭示了历史叙事的复杂性。刘备称帝与曹丕代汉，本质上都是权力更迭的政治行为，但在不同叙事体系中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曹魏强调“禅让”的合法性，蜀汉突出“兴复汉室”的正当性。司马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跳出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指出“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
同时期发生的几件事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刘备立皇后、太子，构建皇室传承秩序；曹丕赐死甄夫人，暴露宫廷斗争的残酷；曹魏因日食而下诏“罪己”，延续传统政治仪式。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权力运作的多重面相——既有庄严的政治仪式，也有赤裸的权力斗争；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现实的权变。
结语：历史评价的永恒难题
黄初二年的历史片段，以及司马光的评论，共同指向一个永恒的史学难题：如何客观评价不同政权的历史地位？在大一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中，司马光的“一统才是真天子”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面临着价值判断的困境——难道只有大一统政权才具有历史价值？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这段历史揭示了政治合法性的动态本质：它既需要传统符号的支撑（如刘备的宗室身份、对孔子的祭祀），也需要现实功业的奠基（如曹魏的制度重建）；既需要舆论造势（如“符瑞”之说），也需要权力的强制执行（如费诗被贬）。而历史评价的意义，或许不在于简单判定“正统”与“僭伪”，而在于如司马光所言，通过“叙兴衰、着休戚”，为后人提供“劝戒”的镜鉴。
在今天看来，司马光的历史观仍有其局限性，但其追求客观、反对偏见、注重实效的治史态度，为我们理解复杂历史提供了重要启示：真正的历史智慧，在于超越立场局限，在多元叙事中把握历史的本质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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