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制皇权体制下，权力的分配始终是关乎王朝安危的核心命题。魏文帝将秘书改为中书，本是强化皇权对机要事务掌控的制度调整，却不料为刘放、孙资专权埋下伏笔。当魏明帝 “亲览万机” 时，中书机构凭借 “腹心之任” 的特殊地位，逐渐从文书处理者演变为决策参与者。这种转变的危险性在于，近臣虽无大臣之名，却已操大臣之实，形成 “外所言辄云中书” 的舆论效应。蒋济的上疏尖锐指出 “左右太亲者身蔽” 的历史规律，揭示了近臣专权比大臣擅政更具隐蔽性 —— 他们凭借 “日在目前” 的便利，利用皇帝 “疲倦之间” 的疏忽，悄然完成权力渗透，这种 “因微而入” 的过程往往难以察觉。
魏明帝对蒋济谏言的漠视，反映了专制君主的认知局限。他既想摆脱大臣掣肘，又依赖近臣处理政务，却未能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当个人精力难以支撑 “亲览万机” 的负荷时，权力自然向身边近臣倾斜，形成 “实握事要” 的既成事实。这种权力转移的本质，是君主将治国责任与决策权力轻率托付，却忽视了 “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当有所付” 的权责对等原则。
临终托孤的闹剧将制度缺陷推向极致。从最初属意宗室辅政，到在刘放、孙资操纵下改任曹爽与司马懿，整个过程充满了非制度化操作。刘放 “执帝手强作诏书” 的行为，彻底突破了君臣礼仪的底线，暴露了近臣专权时的疯狂嘴脸。曹爽 “流汗不能对” 的表现与司马懿 “疾驱入朝” 的果决形成鲜明对比，预示着未来权力格局的失衡。这种辅政人选的随意变更，本质上是缺乏稳定继承制度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魏明帝试图通过信任近臣来强化皇权，最终却导致权力旁落；想要通过临终安排保障政权稳定，反而加速了内部撕裂。蒋济所警示的 “私招朋援，臧否毁誉”“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 等现象，在此后曹魏政权的演变中一一应验。这段历史深刻表明，健康的政治生态不能依赖君主的个人贤明，更需要建立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和制度化的运行规则，否则再精密的权力布局，也终将在人性的弱点面前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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