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四月，浮山堰修成后又崩塌了。有人说蛟龙能乘着风雨破坏堤坝，蛟龙讨厌铁；于是运来东西两冶的铁器几千万斤沉到水里，可还是没能把堤坝合拢。就砍伐树木做成井栏一样的结构，填上大石头，再在上面加土；沿着淮河百里内，不管大小的树木和石头都被用光了，挑担的人肩膀都磨穿了，夏天的时候还瘟疫流行，死的人一个挨着一个，苍蝇蚊虫从早到晚嗡嗡叫。
北魏梁州刺史薛怀吉在沮水打败叛乱的氐人。薛怀吉是薛真度的儿子。五月甲寅日，南秦州刺史崔暹又打败叛乱的氐人，解除了对武兴的围困。
六月，北魏冀州有个和尚叫法庆，用妖术迷惑众人，和勃海人李归伯等人发动叛乱，推举法庆为首领。法庆娶尼姑惠晖为妻，封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己号称大乘。还配制了疯狂的药物，让人吃了之后，父子兄弟都不认识，只知道杀人。刺史萧宝寅派兼长史崔伯驎去攻打他们，崔伯驎战败身亡。叛军势力越来越大，所到之处毁坏寺庙，斩杀僧尼，烧毁经书佛像，说“新佛出世，要除去众魔”。秋天七月丁未日，下诏任命代理右光禄大夫元遥为征北大将军去讨伐他们。
北魏尚书裴植，自认为门第不比王肃低，觉得朝廷给他的职位不够高，心里常常不痛快，上表请求辞官去嵩山隐居，魏世宗没答应，还很责怪他。等到他当上尚书，志气骄横，常常对人说：“不是我需要尚书这个职位，是尚书这个职位需要我。”每次进宫参与议论朝政，喜欢当面讥讽诋毁其他官员，又上表弹劾征南将军田益宗，说：“汉人和夷人不是同类，不应该让夷人地位在世代为官的汉人之上。”于忠和元昭听到这些话，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尚书左仆射郭祚，一直热衷于往上爬，自认为是东宫太子的师傅，向尚书省递交辞呈，希望能封侯，获得仪同三司的职位，下诏任命郭祚为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
郭祚和裴植都厌恶于忠专横，就偷偷劝高阳王元雍把于忠弄走；于忠听说后，大发雷霆，让有关部门诬陷他们有罪。尚书上奏说：“羊祉告发裴植姑姑的儿子皇甫仲达说：‘受裴植的指使，假称接到诏令，率领部下想要谋害于忠。’我们彻底追查，他的供词不承认，但众人的证词明确，按照法律应该判处死刑。众人的证词虽然没提到裴植，但都说‘皇甫仲达是受裴植指使，裴植召皇甫仲达责问却不告发’。推断情况，其中不同的缘由难以分辨清楚，不能当作普通案件，有所减轻处罚，按照皇甫仲达的情况，应该判处裴植死刑。裴植曾亲自率领城中民众，归附王化，依照法律上奏，请皇上裁决。”于忠假传诏书说：“既然有这样的阴谋，罪行不可饶恕；虽然有归附朝廷的诚心，也不容上奏商议，也不必等到秋分行刑。”八月己亥日，裴植和郭祚以及都水使者杜陵人韦俊都被赐死。韦俊是郭祚的亲家。于忠又想杀高阳王元雍，崔光坚决不同意，于是免去元雍的官职，让他以王爷的身份回家。朝廷内外都觉得冤枉气愤，对这件事无不咬牙切齿。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南北朝时期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南梁与北魏的政治风云，其中北魏的权力更迭尤为惊心动魄，折射出中古时期皇权斗争的残酷逻辑与时代特征，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评论：
权力真空期的“闪电交接”：皇权合法性的瞬间博弈
北魏宣武帝猝然离世后，崔光、于忠等人以“天位不可暂旷”为由，跳过皇后审批环节，连夜拥立太子元诩即位，这一操作堪称古代皇权交接的“应急范本”。其背后是对权力真空风险的精准预判——高肇在外拥兵、宗室觊觎权位，任何拖延都可能引发内乱。
崔光引用“汉光武崩赵熹扶诸王下殿”的典故压制广平王怀的越礼行为，本质是用“传统礼法”为紧急决策背书，既体现了儒家政治伦理对皇权运作的约束，也暴露了“礼法”在权力斗争中沦为工具的现实。这种“先上车后补票”的操作，印证了钱穆所言“中国传统政治中，‘法’常让位于‘势’”的特点。
后宫与外戚的权力漩涡：从“保位”到“覆灭”的转瞬之间
北魏的权力斗争中，女性角色的作用尤为突出：
--高太后欲杀胡贵嫔（后来的胡太后），体现了后宫“母凭子贵”的生存法则——胡贵嫔诞下太子，已成高后权力的直接威胁；
--刘腾、侯刚等人保护胡贵嫔，本质是押注未来的政治投资，最终胡贵嫔“深德四人”，为日后北魏“宦官专权”埋下伏笔。
而外戚高肇的覆灭则更具戏剧性：他前期擅权打压宗室，却在宣武帝死后失去靠山，被高阳王雍与于忠设计诛杀，尸体从“厕门”送出，极尽羞辱。这一结局揭示了外戚权力的悖论——依附皇权而兴，也必因皇权更迭而亡，其兴衰全系于皇帝个人的信任，毫无制度根基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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