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喜欢佛教，很多老百姓为了当和尚就断绝了后代，高阳王的朋友李瑒上奏说：“三千条罪行中没有比不孝更大的，不孝中最大的罪过莫过于断绝祭祀。怎么能轻易放纵违背礼教的行为，任由他们追求佛法的心意泛滥呢，自己父母年迈，却抛弃家庭，不奉养他们，缺失了当下应尽的礼教，却去追求将来虚无的好处！孔子说：‘不知道生，怎么能知道死？’怎么能抛弃堂堂正正的政教，却去信奉所谓的鬼教呢！而且，现在南方还没有平定，各种劳役仍然繁重，老百姓的心思，大多是想逃避劳役，如果再听之任之，恐怕大家都会抛弃孝顺慈爱，家家户户都会有人去当和尚了。”都统僧暹等人对李瑒称佛教为“鬼教”很生气，认为这是诋毁佛教，哭着向太后告状。太后责备李瑒。李瑒说：“天叫神，地叫只，人叫鬼。《左传》说：‘阳间有礼仪音乐，阴间有鬼神。’那么阳间的政教就是堂堂正正的，阴间的就可以称为鬼教。佛本来就是人演变来的，称它为鬼教，我觉得不算诋毁。”太后虽然知道李瑒的话有道理，但难以违背僧暹等人的意思，就罚了李瑒一两金子。
北魏征南大将军田益宗请求担任东豫州刺史，以便召回两个儿子，太后没答应，他最终在洛阳去世。
柔然的伏跋可汗，身体强壮，善于用兵，这一年，向西攻打高车，把高车打得大败，抓住了高车王弥俄突，把他的脚绑在劣马后面，拖行着将他杀死，还把他的头骨涂上漆做成酒杯。之前依附柔然后来又背叛的邻国，伏跋可汗都出兵把它们消灭了，柔然国又强大起来。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勾勒出了南北朝时期南梁与北魏（尤其是北魏后期）的政治、军事与社会图景，字里行间充满了权力博弈的张力、制度崩坏的隐患与时代转型的阵痛，若以现代视角审视，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评论：
权力结构的脆弱性：高层决策的短视与低效
--南梁的“官帽子游戏”与军事溃败：开篇记载南梁对王莹、袁昂等重臣的职位调整，看似是正常的人事变动，实则反映了南朝门阀政治的惯性——官员晋升多依赖门第（如王暕为“俭之子”，即出身名门琅琊王氏），而非军功或治绩。这种“论资排辈”的逻辑很快在军事上显现恶果：张齐率军与北魏傅竖眼交战，先败于阳平，再大败于小剑、大剑，最终丢失东益州。高层对军事人才的轻视与指挥体系的僵化，直接导致了边疆防线的崩溃。
--北魏胡太后的“权力表演”与决策失据：胡太后作为实际掌权者，其行为充满矛盾：一方面，她任命外戚胡国珍为雍州刺史，却因“不欲令出”而让其“竟不行”，将官职视为荣誉符号而非治理工具；另一方面，面对任城王澄关于“北边镇将选举过轻”的预警，她拒绝采纳袁翻“不拘阶级选才”的建议，放任边将贪污、虐杀士兵，最终酿成“正光之末北边盗贼群起”的恶果。这种“重虚名、轻实政”的统治风格，暴露了北魏后期皇权与士族、中央与边疆的深刻矛盾。
制度性腐败的恶性循环：从边疆到中央的溃烂
袁翻对北魏边镇问题的批判堪称“古代反腐檄文”，其描述的现象在现代语境下仍具警示意义：
--“唯论资级”的选官制：边将选拔不看能力，只论资历，导致“贪污之人”充斥岗位，他们“广开戍逻”只为敛财，用姻亲、受贿替代防寇，将士兵视为掠夺工具（“勇力之兵驱令抄掠，羸弱老小苦役百端”）。这种“逆向淘汰”机制，使得边疆从“国防前线”沦为“利益分赃场”。
--“虚粟实绢”的剥削链：士兵“禄既不多，赀亦有限”，却被强征实物、克扣粮食，“死于沟渎者什常七八”。当国家将暴力机器异化为掠夺工具时，边疆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这恰是北魏“六镇之乱”的前奏，也印证了“失民心者失边疆”的朴素逻辑。
信仰与现实的撕裂：佛教狂热背后的社会危机
北魏胡太后的“造寺运动”与南梁的佛教发展，折射出宗教与政治、民生的复杂关系：
--“塔庙之盛，未之有也”的虚妄：永宁寺“浮图高九十丈”“金像高丈八尺”，耗费的民力物力与“明堂未修，太学荒废”形成刺眼对比。李崇的劝谏直指核心——当国家将资源过度投入宗教建筑，而非民生、教育与国防时，所谓“礼化兴行”不过是自欺欺人。这种“宗教狂热”本质上是统治阶层用精神麻痹掩盖现实矛盾。
--“绝户为沙门”的社会困境：百姓“弃家绝养”出家，既有对佛教的信仰，更有“避役”的现实考量——繁重的徭役与贫困的生活，让宗教成为逃避现实的“避难所”。李瑒批判佛教为“鬼教”，虽显偏激，却点出了问题关键：当政权无法保障民生，只能靠宗教维稳时，其合法性已岌岌可危。而胡太后“罚瑒金一两”的折中处理，既暴露了对宗教势力的妥协，也暗示了统治权威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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