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义宗等人攻下了北魏的顺阳、马圈，和裴衍等人在淅阳交战，曹义宗等人战败后退。裴衍等人又夺回顺阳，进而包围马圈。洛州刺史董绍认为马圈城坚固，裴衍等人粮食又少，就上书说他们肯定会失败。没过多久，曹义宗攻击裴衍等人，把他们打败了，又夺回顺阳。北魏任命元罴为荆州刺史。
邵陵王萧纶代管南徐州事务，在州里喜怒无常，肆意做违法的事。他在集市里闲逛，问卖鱼的人：“刺史这人怎么样？”卖鱼的回答说：“急躁暴虐。”萧纶听了很生气，就强迫他把鱼吞下去，结果这人被噎死了。百姓们都特别害怕，在路上遇到都不敢说话，只能互相使眼色。有一次他碰到送丧的车，就抢走孝子的衣服自己穿上，趴在地上号哭。签帅害怕担罪，就偷偷把这些事报告给了皇帝。皇帝开始严厉责备萧纶，但他根本不改，于是朝廷派人去接替他。萧纶更加傲慢无礼，他找了一个又矮又瘦、有点像皇帝的老头，给他穿上皇帝的礼服，戴上皇冠，让他坐在高座上，把他当作皇帝朝拜，还陈述自己没罪；然后又让老头坐下，把他的衣服扒光，在院子里用棍子打他。他还做了一口新棺材，把司马崔会意装进去，用丧车和挽歌的方式送葬，还让老太婆坐在车上悲伤号哭。崔会意实在受不了，骑着快马回到京城报告给皇帝。皇帝怕萧纶逃跑，就派禁军去抓他，打算在狱中赐他自尽，太子萧统流着泪坚决劝谏，萧纶才得以免死。戊子日，萧纶被免去官职，削去爵位和封地。
北魏的山胡刘蠡升造反，自称天子，还设立了各种官职。
当初，敕勒酋长斛律金在怀朔镇将领杨钧手下当军主，行军打仗用的是匈奴的方法，远远望见尘土就能知道对方骑兵和步兵的数量，用鼻子嗅地就能知道敌军离得有多远。破六韩拔陵造反的时候，斛律金带着部众归附了他，破六韩拔陵封斛律金为王。后来斛律金觉得破六韩拔陵终究成不了事，就到云州投降了。之后他慢慢带着部众往南到了黄瓜堆，结果被杜洛周打败，他自己脱身逃出来归附了尔朱荣，尔朱荣让他当了别将。
【内核解读】
普通六年（公元525年）下半年的历史，如同一出失控的多米诺骨牌游戏：北魏六镇之乱的余波未平，新的叛乱已席卷华北；梁朝宗室的荒诞行径持续侵蚀着统治根基。南北政权在“平叛—溃败—再叛乱”的恶性循环中加速坠落，而个体在乱世中的挣扎与选择，又为未来的权力重构埋下伏笔。
北魏的系统性溃败：从边疆到腹地的全面失控
破六韩拔陵的南徙并未终结叛乱，反而将战火引向更广阔的区域。广阳王深与于谨曾以智谋大破叛军，收降二十万部众，这本是稳定局势的契机。但北魏朝廷拒绝“别立郡县安置降户”的合理建议，执意将其分散至冀、定、瀛三州“就食”，实则将降户推向“乞活”的绝境。这种短视的决策，暴露了北魏统治阶层对边地军民的长期歧视——他们既想利用降户的劳动力，又不愿给予其平等的社会地位，最终为新一轮叛乱埋下隐患。
果不其然，八月间柔玄镇民杜洛周在上谷起兵，高欢、尉景等未来的北方霸主此时竟投身叛军，标志着叛乱已从“民族反抗”演变为跨阶层的联合起事。更严峻的是，二荆、西郢的蛮族趁北魏西北用兵之机发动叛乱，切断三鸦路，逼近襄城，形成“北有六镇余党，南有蛮寇侵扰”的两线困境。
北魏军队的溃败背后，是军事体系的彻底崩坏。辛雄在奏疏中尖锐指出：将士“败多胜少”的根源在于“赏罚不明”——有功者“历稔不决”，逃亡者“晏然在家”。当“冲锋陷阵”与“临阵脱逃”的代价收益完全颠倒，军队的斗志自然土崩瓦解。魏主对这一症结“不省”的态度，尽显统治阶层的麻木与无能。都督崔暹率数万大军救援荆州却“至鲁阳不敢进”，临淮王彧坐拥重兵却因“处分道别”拒绝驰援，官僚体系的低效与推诿，让北魏的军事机器彻底沦为摆设。
梁朝的内耗：宗室特权下的治理危机
与北魏的外患相比，梁朝的危机源于内部。邵陵王萧纶在南徐州的行径堪称荒诞：因卖鱼者批评其“躁虐”便强令对方吞鱼致死，抢夺孝子丧服匍匐哭丧，甚至模拟皇帝受朝后当众羞辱，将司马崔会意装入棺材行送葬之礼。这些行为绝非简单的“性情乖张”，而是“宗室特权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萧纶深知“皇子身份”是免罪金牌，故而敢肆意践踏法律与道德。
梁武帝的处理同样暴露了南朝的制度缺陷——最终仅“免官削爵土”的惩戒，再次印证了“刑不上宗室”的潜规则。这种对特权的纵容，如同慢性毒药，既激化了官民矛盾（“百姓惶骇，道路以目”），又瓦解了法律的权威。当宗室可以凭借血缘肆意妄为，梁朝的统治合法性便在一次次“法外开恩”中逐渐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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