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秦地的反贼占据了北魏的潼关。
庚申日，北魏东郡的百姓赵显德造反，杀了太守裴烟，自称为都督。
将军成景俊攻打北魏的彭城，北魏任命前荆州刺史崔孝芬为徐州行台来抵御他。之前，崔孝芬因为是元义的同党，和卢同等人一起被撤职，等他要去徐州的时候，进宫向太后辞行，太后对崔孝芬说：“我和你是亲戚，你为什么要把头凑到元义的车里，说‘这个老太婆得赶紧弄走！’”崔孝芬说：“我蒙受国家的大恩，实在没说过这话。就算说了，谁能听到呢！要是有人听到，那这个人跟元义的关系可比我亲密多了。”太后这才消了气，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成景俊想堵住泗水来淹彭城，崔孝芬和都督李叔仁等人攻击他，成景俊就逃回了。
三月甲子日，北魏皇帝下诏说要向西讨伐，朝廷内外都戒严了。正好秦地的反贼向西逃走，又收复了潼关，戊辰日，又下诏说回师向北讨伐。但实际上都没行动。
葛荣长时间包围信都，北魏任命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为北讨大都督去救援。
【内核解读】
大通元年的历史舞台上，北魏的崩溃已进入“加速度”阶段，梁朝的北伐偶有斩获却难破僵局。这一时期，既有崔楷举家殉城的悲壮，也有北魏朝廷“屡诏亲征却终不行”的虚妄；既有羊侃阵斩敌帅的勇武，也有“宠贵子孙”统军误国的荒诞。南北政权的对比与个体的挣扎，共同勾勒出乱世的残酷底色。
北魏的“溃败深化”：从制度崩坏到精神失守
北魏的灭亡早已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整个体系的彻底坍塌。崔楷受命镇守新立的殷州时，“尺刃斗粮皆所未有”，朝廷却“竟无所给”，这种对地方的极端漠视，暴露了中央财政与行政能力的全面瘫痪。崔楷“举家之官”的抉择，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当朝廷既无粮草支援，又无战略规划，仅靠官员的道德坚守根本无法抵挡葛荣的大军。
城破之际，崔楷“执节不屈”，将士们“莫不争奋”，喊出“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属何爱一身”的壮语，展现出乱世中人性的光辉。但这种局部的忠义，终究无法挽回全局的溃败：萧宝寅在泾州大败，潘义渊以汧城降贼，魏兰根被岐州城人执送叛军，关中“大扰”的局面，印证了北魏统治的土崩瓦解。
更致命的是，北魏始终未能解决“将帅无能”的痼疾。路思令在奏疏中尖锐指出：将领多为“宠贵子孙”，平日“衔杯跃马，志逸气浮”，临战则“忧怖交怀”，竟让“羸弱在前当寇，强壮居后卫身”。这种“以贵戚掌兵”的制度，使得军队“兵知必败，始集而先逃；将帅畏敌，迁延而不进”。朝廷却仍以“加宠命、散金帛”应对，最终“帑藏空竭，民财殚尽”，陷入“越平叛越叛乱”的恶性循环。
魏主“三诏亲征却终不行”的闹剧，更是将统治阶层的虚伪与无能暴露无遗。当皇帝的“亲征诏书”沦为空头支票，当太后沉溺于对崔孝芬的私人恩怨，北魏的精神支柱已然崩塌——这个政权不仅失去了治理能力，更失去了直面危机的勇气。
梁朝的“有限进取”：战术胜利难掩战略短视
与北魏的全面溃败相比，梁朝的北伐呈现出“局部突破”的态势。夏侯夔攻克平静、穆陵、阴山三关，湛僧智围东豫州，成景俊攻彭城，展现出南朝军队的战斗力。但这些胜利多集中在边境地带，未能对北魏核心区域形成威胁，本质上仍是“趁乱袭扰”而非“战略决战”。
成景俊“欲堰泗水以灌彭城”的战术，虽显巧思，却被崔孝芬击退，反映出梁朝攻坚能力的不足。更关键的是，梁朝缺乏乘胜扩大战果的决心——当北魏关中大乱、葛荣围信都时，梁朝未能集中兵力北伐，反而满足于“克三关、围数城”的小胜，暴露了“偏安心态”的根深蒂固。
值得注意的是，梁朝内部也存在治理隐患。尽管史料未详述，但从北魏的教训反观，南朝“士族垄断高位”的弊端已初现端倪。夏侯夔、裴之礼等将领多为将门之后，与北魏“宠贵子孙统军”的模式有相似之处，只是程度较轻。这种“靠门第而非能力”的用人倾向，为梁朝后期的衰落埋下伏笔。
乱世中的“微光”：个体选择与治理启示
在普遍的崩坏中，仍有少数个体以行动诠释着乱世生存的另一种可能。房景伯在东清河郡以“以德化人”平息山贼：不仅不报复曾无礼于己的刘简虎，反而署其子为吏；其母崔氏以“共食观景伯供食”的方式感化不孝子，最终使“山民知礼义”。这种“德治”的成功，与北魏“高压苛政”引发叛乱形成鲜明对比，印证了“民心似水，可疏不可堵”的治理真理。
羊侃阵斩莫折天生的战绩，则展现了“专业将领”的价值。与那些“宠贵子孙”不同，羊侃出身将门，“隐身堑中射之，应弦而毙”的精准，体现出扎实的军事素养。这也反衬出南北政权共同的困境：当专业人才被门第压制，即便是偶有的胜利也难以复制。
结语：崩塌时代的历史惯性
大通元年的核心矛盾，在于“旧秩序已破而新秩序未立”。北魏的溃败已不可逆，其制度性的腐败与无能，使得任何局部的忠义（如崔楷）或勇武（如羊侃）都无法挽救；梁朝虽有机会北伐，却因战略短视与自身局限，错失了统一的窗口期。
这段历史深刻揭示：政权的存续，从来不取决于个别忠臣的牺牲，而在于能否建立“选贤任能、赏罚分明、体恤民生”的制度。北魏的灭亡，正是因为它在这三方面全面失败；而梁朝的局限，则在于它未能突破士族政治的窠臼，最终只能成为乱世的“旁观者”而非“终结者”。
葛荣的壮大、尔朱荣的蛰伏，预示着北方将进入更残酷的军阀混战；而梁朝的“有限进取”，不过是这场大戏的插曲。真正的历史转折，还在等待那些能打破旧秩序、重建新规则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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