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王萧赞听说萧宝寅造反，害怕得赶紧逃跑，往白鹿山方向跑，跑到河桥的时候，被人抓住了。北魏皇帝知道他没参与造反，就把他放了，还安慰了他。行台郎封伟伯等人和关中的豪杰商量着起兵杀掉萧宝寅，结果事情泄露，都被杀了。
北魏任命尚书仆射长孙稚为行台，去讨伐萧宝寅。
正平的百姓薛凤贤造反了，他的同族人薛修义也在河东聚集人马，分别占据了盐池，还攻打包围了蒲坂，和东边西边的反贼相互呼应，响应萧宝寅。朝廷下诏让都督宗正珍孙去讨伐他们。
十一月丁卯日，梁朝任命护军萧渊藻为北讨都督，镇守涡阳。戊辰日，把涡阳设置为西徐州。
葛荣从春天到冬天一直包围着北魏的信都，冀州刺史元孚激励将士们，日夜坚守。粮食吃完了，外面又没人来救援，己丑日，信都城被攻陷；葛荣抓住了元孚，把城里的百姓都赶出去，结果冻死了十分之六七。元孚的哥哥元佑是防城都督，葛荣把将士们召集起来，讨论要不要杀元孚兄弟。元孚兄弟各自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争着替对方去死，都督潘绍等几百人，都给葛荣磕头，请求杀了自己，留刺史一条命。葛荣说：“这些人都是北魏的忠臣义士啊。”于是和元孚一起被关押的五百人都被赦免了。
北魏任命源子邕为冀州刺史，让他带兵去讨伐葛荣；裴衍上奏请求一起去，朝廷同意了。源子邕上书说：“要是裴衍去，我就请求留下；要是我去，就请留下裴衍；要是非得让我们一起去，失败就在眼前。”朝廷没答应。十二月戊申日，他们行军到阳平东北漳水拐弯的地方，葛荣率领十万大军攻击他们，源子邕和裴衍都战败身亡。
相州的官员和百姓听说冀州已经沦陷，源子邕等人也战败了，一个个都觉得自己性命难保。相州刺史恒农人李神却镇定自若，安抚激励将士们，大家齐心协力，葛荣派出全部精锐攻打，始终没能攻克相州。
秦州的百姓骆超杀了杜粲，向北魏请求投降。
【内核解读】
大通元年（公元527年）末至次年，南北朝的军事与政治格局发生剧烈震荡：南朝梁将陈庆之以少胜多，在涡阳创下军事奇迹；北魏萧宝寅关中叛乱，加速了王朝的分裂；葛荣势力持续扩张，北方陷入更深的混乱。这段历史中，个体的军事才华与政权的制度性腐朽形成尖锐对比，揭示出乱世中 “偶然胜利” 与 “必然崩溃” 的历史逻辑。
涡阳之战：陈庆之的军事天才与梁朝的战略局限
陈庆之在涡阳的胜利，堪称冷兵器时代的经典战例，其背后是超越时代的军事思维与坚定意志的结合。当北魏元昭率五万援军进至驼涧时，陈庆之拒绝韦放 “待其来至” 的保守建议，以 “疲敌未集，须挫其气” 为由，率二百骑奔袭破敌，既打击了魏军士气，又巩固了梁军信心。这种 “以奇胜正” 的战术，打破了 “众寡悬殊必守不攻” 的常规思维，展现出对战场心理的精准把握。
更为关键的是，在 “自春至冬，数十百战” 导致将士疲弊、曹仲宗等欲撤军之际，陈庆之以 “置兵死地而后生” 的决绝态度，杖节军门怒斥退缩者，甚至以 “密敕” 震慑众人，最终稳定军心。这种 “敢战、能战、善战” 的特质，使其在后续作战中再创奇迹 —— 夜袭陷四城，利用降者瓦解魏军心理，最终 “九城皆溃，尸咽涡水”，彻底击溃北魏军团。
但这场胜利未能改变梁朝的战略保守性。陈庆之的辉煌更多源于个人能力，而非梁朝军事体系的优势：曹仲宗等将领的 “无斗心”、韦放的 “稳健过度”，反衬出南朝将领群体的普遍平庸。梁朝既未乘涡阳大捷北上，也未整合军力扩大战果，仅 “以涡阳置西徐州”，将胜利局限于边境郡县的调整，再次暴露其 “偏安心态” 的根深蒂固。陈庆之的天才，终究难以弥补南朝整体战略的短视。
萧宝寅叛乱：北魏宗室的绝望与制度的绝症
萧宝寅在关中的叛乱，是北魏统治体系溃烂的必然结果，而非个体野心的偶然爆发。这位 “齐明帝子” 投魏后虽获荣宠，却在 “出师累年，糜费不赀” 后陷入困境：泾州大败让其 “内不自安”，朝廷的猜忌（“魏朝亦疑之”）与郦道元的 “关右大使” 任命（被解读为 “取己”），使其意识到 “坐受死亡” 的危机。
叛乱过程中，北魏的制度性缺陷暴露无遗：
--忠奸不分的决策层：胡太后对汝南王悦嬖人丘念的纵容，反衬出对郦道元 “严猛” 的排斥，朝廷纲纪荡然无存；
--官僚体系的分裂：萧宝寅的谋逆虽有柳楷等投机者支持，却遭苏湛等有识之士反对。苏湛 “百口今屠灭” 的悲叹与 “魏德虽衰，天命未改” 的判断，揭示出北魏虽失人心，却仍有士大夫坚守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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