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带着文武百官，封存好府库，准备好皇帝出行的仪仗，去迎接元颢。丙子日，元颢进入洛阳皇宫，改年号为建武，宣布大赦天下。任命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增加食邑一万户。杨椿当时在洛阳，他弟弟杨顺是冀州刺史，侄子杨侃是北中郎将，跟随北魏皇帝在黄河以北。元颢心里忌惮杨椿，但因为他们家世代显赫，怕杀了他会失去人心，所以没敢动手。有人劝杨椿逃跑，杨椿说：“我们一家老小上百口人，能逃到哪儿去呢！只能听天由命了。”
元颢的后军都督侯暄驻守睢阳，作为后援。北魏行台崔孝芬、大都督刁宣迅速赶去包围侯暄，日夜猛攻，戊寅日，侯暄突围逃跑，被抓住斩首。
【内核解读】
中大通元年的北方，上演了一场“傀儡称帝”的荒诞剧：陈庆之率七千梁军护送元颢北返，竟一路攻破荥阳、进占洛阳，让北魏孝庄帝仓皇北逃。这场看似不可思议的胜利，实则是北魏统治彻底瓦解的缩影——当尔朱荣的主力深陷山东平叛，当洛阳士族对朝廷彻底失望，一个外来的“伪主”竟能轻易接管帝都。但这场胜利如同流沙上的楼阁，既暴露了北魏的致命缺陷，也折射出梁朝北伐的局限性。
元颢入洛：合法性游戏的短暂胜利
元颢能以“魏室近亲”之名迅速占领洛阳，本质是北魏“合法性真空”的产物。河阴之变后，尔朱荣的屠杀让洛阳士族对北魏朝廷心生恐惧，而孝庄帝沦为傀儡的现状，更让他们对“正统”失去认同。元颢的出现，恰好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过渡选项”——临淮王彧、安丰王延明“帅百僚迎颢”，并非真心拥戴，而是试图在乱局中寻找新的平衡。
元颢的“成功”离不开陈庆之的军事奇迹：七千梁军在荥阳城下“背城力战”，击溃元天穆三十万大军，这种以少胜多的战绩，既源于陈庆之“必死乃可得生”的绝境激励，也得益于北魏军队的腐朽——尔朱吐没儿等将领的平庸、杨昱“拥众七万却守不住荥阳”的无能，印证了北魏军事体系的崩坏。
但元颢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充满致命缺陷：
--根基虚无：他依赖梁军维持统治，却又试图摆脱梁朝控制，这种“既依附又抗拒”的矛盾心态，使其既得不到北方士族的真心支持，也无法获得梁朝的全力援助；
--政策失当：面对诸将“乞杀杨昱”的请求，元颢虽以“忠臣不可杀”为由拒绝，却纵容部下斩杀杨昱部将三十七人并“刳心而食”，这种残忍既暴露了其懦弱（不敢得罪梁军），又丧失了士族的好感；
--战略短视：占领洛阳后，元颢未趁势追击孝庄帝、整合资源，反而忙于称帝改元，错失了巩固权力的最佳时机。
元颢的“建武”政权，本质是一场“合法性借来的狂欢”，当尔朱荣的主力回师，这场闹剧的落幕便毫无悬念。
北魏的崩盘：从“太庙之争”到皇帝逃亡
北魏的崩塌在“太庙礼制之争”中已显露端倪。孝庄帝强行将“彭城武宣王”追尊为“文穆皇帝”，与高祖（孝文帝）并列太庙，甚至不顾临淮王彧“君臣并筵，嫂叔同室”的强烈反对。这种违背礼制的操作，表面是为了抬高宗室地位，实则暴露了北魏“正统性焦虑”——当军事威慑无法维系统治，只能通过篡改祖先谱系来寻找合法性，恰是王朝衰落的典型征兆。
孝庄帝的“北逃河内”，则标志着北魏中枢的彻底瘫痪。面对元颢的逼近，北魏朝廷竟“未知所之”，若非高道穆力主“渡河征尔朱荣”，孝庄帝可能沦为阶下囚。这场逃亡暴露了两个致命问题：
--中枢决策失灵：皇帝与大臣缺乏基本的战略共识，“或劝之长安”的建议荒谬可笑，反映出统治集团对时局的无知；
--军事体系崩溃：杨昱七万大军守不住荥阳，尔朱世隆弃虎牢而逃，北魏正规军的战斗力已不如梁军偏师，只能依赖尔朱荣的私人武装。
更深刻的危机在于人心的离散。杨椿“坐待天命”的无奈，折射出士族对北魏的绝望——这个曾以“汉化改革”惊艳历史的王朝，如今只剩下礼教崩坏、战乱频仍，连最忠诚的官僚都选择“听天由命”。
陈庆之的奇迹与梁朝的局限
陈庆之的北伐战绩堪称传奇：从铚城到洛阳，“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七千梁军竟能撼动北方霸权。其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准把握了北魏的“权力真空”：
--时机选择：趁尔朱荣主力征讨邢杲，元天穆大军东调，洛阳防卫空虚；
--心理战术：荥阳城下以“杀人父兄、掠人子女”激发士兵死战之心，将“绝境”转化为“斗志”；
--政治包装：以“扶持魏主”为名，减少北方士族的抵抗心理，元颢的“魏室”身份成为最好的掩护。
但这场奇迹也暴露了梁朝北伐的根本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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