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里的南方士兵不到一万，而当地的羌、胡士兵数量是他们的十倍。军副马佛念对陈庆之说：“将军您的威名在黄河、洛水一带传播，震动了中原，功劳高，势力大，被北魏猜忌，一旦发生意外变故，能不担心吗！不如趁他们没防备，杀了元颢，占据洛阳，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陈庆之没有听从。元颢之前任命陈庆之为徐州刺史，陈庆之就坚持请求去徐州上任，元颢心里忌惮他，没让他去，说：“主上把洛阳这么重要的地方都交给你了，要是突然听说你要放弃朝廷给你的重任，想去彭城，会觉得你是急着贪图富贵，不为国家考虑，这不仅对你有损害，恐怕我也会受到责备。”陈庆之不敢再提这件事。
尔朱荣和元颢在黄河两岸对峙。陈庆之守卫北中城，元颢亲自据守南岸；陈庆之三天内打了十一场仗，杀伤了很多敌人。有夏州的义士为元颢守卫黄河中的沙洲，却暗中与尔朱荣勾结，请求破坏桥梁立功，尔朱荣带兵前往。等桥被破坏后，尔朱荣接应不及，元颢把这些夏州义士都杀了，尔朱荣感到非常失望。又因为安丰王元延明沿着黄河坚守，而北方的军队没有船渡河，尔朱荣就打算撤回北方，以后再想办法。黄门郎杨侃说：“大王从并州出发的时候，是已经知道夏州义士的计划，才来响应的呢？还是想要大展宏图，匡复帝室呢？用兵打仗，哪有不散了再集合，伤口好了再战斗的道理；何况现在我们还没什么损失，怎么能因为一件事没成功，就把大家的计划都废弃了呢！现在天下人都眼巴巴地看着您的行动；要是还没取得什么成果，就匆忙带兵回去，百姓会失望，人心就会离散，胜负就很难说了。不如征集百姓的木材，多做些木筏，再加上一些船只，沿着黄河布置，在几百里的范围内，都做出要渡河的架势，首尾距离这么远，让元颢不知道该防备哪里，一旦成功渡河，肯定能立下大功。”高道穆说：“现在皇上四处漂泊，主上忧虑，做臣子的就感到耻辱。大王您拥有百万大军，辅佐天子，号令诸侯，如果分兵制造木筏，到处分散渡河，很容易就能取胜；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回北方，让元颢又能重新聚集力量，向天下征兵呢！这就是所谓的养蛇为患，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尔朱荣说：“杨黄门已经提出这个计策了，我们再一起商量商量。”刘灵助对尔朱荣说：“不出十天，黄河以南肯定能平定。”伏波将军正平人杨忄剽和他的族人住在马渚，说自己有几艘小船，愿意当向导。
戊辰日，尔朱荣命令车骑将军尔朱兆和大都督贺拔胜用木材绑成木筏，从马渚西边的硖石趁夜渡河，袭击元颢的儿子领军将军元冠受，把他抓住了；安丰王元延明的军队听说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溃散了。元颢没了依靠，带着几百名部下往南逃跑，陈庆之收拢了几千步兵和骑兵，结成阵势往东返回，元颢之前占领的那些城池，一下子又都投降了北魏。尔朱荣亲自追击陈庆之，正好赶上嵩高河水上涨，陈庆之的士兵死的死、散的散，几乎没剩下多少，他只好剃掉头发胡须，扮成和尚，从小路逃出汝阴，回到建康，还是因为有功，被任命为右卫将军，封为永兴县侯。
【内核解读】
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元颢败亡与陈庆之奇迹的终结——乱世权力逻辑的残酷验证。元颢入洛的短暂辉煌，终究成了北魏末年权力舞台上的一场幻梦。陈庆之以七千之众创造的“三十二城、四十七战皆克”的军事奇迹，在尔朱荣的绝对实力面前轰然崩塌。这段历史深刻揭示：乱世之中，偶然的军事胜利难以抵消制度性的腐朽，而缺乏根基的权力，即便占据帝都，也不过是沙上建塔。
元颢的“速败基因”：从“天命所归”到众叛亲离
元颢在洛阳的统治，仅维持两个月便土崩瓦解，其败亡的根源早已埋藏在“得位不正”与“治理无方”的双重缺陷中。
--政治合法性的彻底丧失，是元颢垮台的核心。他虽以“魏室近亲”为名称帝，却始终摆脱不了“梁朝傀儡”的标签——齐州刺史元欣召集文武议战时，军司崔光韶直指其“引寇仇之兵以覆宗国”，道出北方士族的普遍反感。冀州刺史元孚“封送其书于魏主”、襄州刺史贾思同“不受颢命”，这些地方官的抵制，印证了元颢“外同内异”的尴尬处境：他既无法以“北魏正统”凝聚人心，又因依附梁朝而被视为“国贼”。
--统治能力的低下，加速了其崩溃。元颢进入洛阳后，“日夜纵酒，不恤军国”，将政务交给“宿昔宾客近习”，任由南兵“陵暴市里”，彻底透支了洛阳士民的期待。当初“四方人情想其风政”的好感，迅速沦为“朝野失望”的唾弃。更致命的是，他对陈庆之的猜忌与掣肘——拒绝“更请精兵”的建议，阻止庆之赴徐州镇防，既削弱了军事力量，又暴露了“过河拆桥”的短视。当尔朱荣大军压境，元颢已无可用之信、可倚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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