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尔朱荣派大都督尖山人侯渊到蓟州讨伐韩楼，给他配备的士兵很少，骑兵只有七百。有人对此表示疑惑，尔朱荣说：“侯渊能根据情况灵活应变，这是他的长处；要是让他统领大批人马，未必能发挥作用。现在用这些兵力去攻打韩楼，一定能取胜。”侯渊于是大造声势，准备了很多物资，亲自率领几百骑兵深入韩楼的地盘。在距离蓟州一百多里的地方，遇到贼帅陈周率领的一万多步兵和骑兵，侯渊潜伏起来，从背后突袭，把他们打得大败，俘虏了五千多人。不久后，侯渊把马匹和兵器还给这些俘虏，放他们回城，身边的人劝阻说：“既然已经俘虏了这么多敌人，为什么又给他们装备放他们回去呢？”侯渊说：“我们兵力少，不能跟他们硬拼，必须用奇计来离间他们，才能取胜。”
侯渊估计那些俘虏已经回城，就率领骑兵趁夜前进，天快亮的时候，来到蓟州城门下敲门。韩楼果然怀疑那些投降的士兵是侯渊的内应，于是逃走；侯渊追击并抓住了他，幽州就此平定。北魏任命侯渊为平州刺史，镇守范阳。
在此之前，北魏派征东将军刘灵助兼任尚书仆射，到濮阳顿丘慰问安抚幽州的流民，刘灵助就率领流民往北返回，和侯渊一起消灭了韩楼；之后就让刘灵助管理幽州事务，加封车骑将军，又让他担任幽、平、营、安四州的行台。万俟丑奴攻打北魏的东秦州，把它攻克了，杀死了刺史高子朗。
冬季，十月己酉日，梁武帝又举办四部无遮大会，道人和俗人一共有五万多人参加。大会结束后，梁武帝乘坐金略车回宫，来到太极殿，宣布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北魏任命前司空萧赞为司徒。
十一月己卯日，就德兴向北魏请求投降，营州平定。
丙午日，北魏任命城阳王元徽为太保，丹杨王萧赞为太尉，雍州刺史长孙稚为司徒。
十二月辛亥日，兖州刺史张景邕、荆州刺史李灵起、雄信将军萧进明反叛，投降北魏。
任命陈庆之为北兖州刺史。有个妖贼叫僧强，自称天子，土豪蔡伯龙起兵响应他，聚集了三万人，攻陷了北徐州；陈庆之前去讨伐，把他们斩杀。
北魏任命岐州刺史王罴管理南秦州事务。王罴诱捕了州境内的一群盗贼，把他们全部杀掉。
【内核解读】
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末：秩序重建的幻梦与乱世惯性的延续
元颢败亡、孝庄帝复位后的北魏，并未迎来期待中的稳定。尔朱荣的权势达到顶峰，却未能填补河阴之变留下的权力真空；梁朝的“无遮大会”看似鼎盛，实则暴露了统治者的避世心态。这段历史中，无论是北魏的“制度修补”还是梁朝的“文化虚饰”，都难以阻挡乱世的惯性——权力的游戏仍在继续，而普通人的命运，不过是这场游戏中随时可弃的棋子。
北魏的“虚假稳定”：尔朱荣专权与制度自救的困境
孝庄帝重返洛阳后的一系列举措，试图营造“秩序恢复”的假象：杨津“扫洒宫庭、封闭府库”的迎驾仪式，象征着官僚体系的暂时回归；对尔朱荣“增封至二十万户”、加“天柱大将军”的极致封赏，彰显着对军阀的妥协；追夺元颢所授爵赏，则是为了重建朝廷权威。但这些表面文章，掩盖不了北魏统治的深层危机。
尔朱荣的“隐性篡权”是最大隐患。他虽未直接称帝，却通过以下手段掌控全局：
--军事垄断：以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将北来军士“加五级”，用利益捆绑军队；派侯渊平定韩楼，展现对地方的控制力；
--人事控制：安插亲信于关键岗位（如元天穆为太宰、城阳王徽为大司马），朝廷要职“悉用其腹心”；
--暴力威慑：河阴之变的阴影仍在，洛阳士族敢怒不敢言，连孝庄帝都需对其“誓言无复贰心”。
北魏的“制度自救”则显得苍白无力。高道穆推动的“改铸永安五铢钱”，试图解决“细钱泛滥、米斗千钱”的经济危机，其思路（“铸大钱以绝私铸之利”）具有合理性，但在中央权威丧失的背景下，难以在地方推行。杨侃“听民与官并铸”的建议，更可能加剧货币混乱——当朝廷失去对经济的掌控力，任何制度设计都只是纸上谈兵。
值得玩味的是高道穆“击破寿阳公主车驾”的事件。孝庄帝“卿所行者公事，岂可以私责之”的表态，看似维护法纪，实则是对“尔朱荣体系”的无奈——他只能在无关痛痒的“执法案例”中彰显存在感，却无力触碰真正的权力核心。这种“象征性清明”，恰是北魏衰亡的隐喻。
梁朝的“自我陶醉”：宗教狂欢与北伐幻想的破灭
梁武帝在同泰寺举办的“四部无遮大会”，是南朝政治的荒诞缩影。这位皇帝“释御服、持法衣”，以“皇帝菩萨”自居，用“钱一亿万赎身”的闹剧，将国家仪式转化为个人宗教表演。五万道俗参与的盛会，耗费无数财力，却对解决南北对峙、民生疾苦毫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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