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丁巳日，皇帝又封北魏汝南王元悦为魏王。
戊寅日，北魏下诏，凡是胡氏亲属在朝廷中接受爵位的，都贬为平民。
庚申日，任命北魏投降的将领范遵为安北将军、司州牧，跟随魏王元悦向北返回。
万俟丑奴战败后，从泾州、豳州以西到灵州，他的贼党都向北魏投降了，只有他所任命的行台万俟道洛率领六千人马逃进山中，不肯投降。当时高平大旱，尔朱天光因为马匹缺乏草料，退兵驻扎在城东五十里的地方，派都督长孙邪利率领二百人代理原州事务，镇守那里。万俟道洛暗中与城中百姓合谋，突然袭击长孙邪利，把他和他的部下都杀了。尔朱天光率领各路军队赶来，万俟道洛出战失败，率领他的人马向西逃进牵屯山，凭借险要地势据守。尔朱荣因为尔朱天光损失了长孙邪利，又没抓住万俟道洛，又派使者来打了他一百军棍。还下诏书把尔朱天光降为抚军将军、雍州刺史，爵位也降为侯。
尔朱天光到牵屯山追击万俟道洛，万俟道洛战败逃走，进入陇地，投奔略阳的贼帅王庆云。万俟道洛勇猛非凡，王庆云得到他后，特别高兴，觉得大事有希望成功，就在水洛城称帝，设置了各种官职，任命万俟道洛为大将军。
【内核解读】
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北魏的短暂“中兴”与更深的分裂陷阱
万俟丑奴的覆灭，让北魏暂时摆脱了关中叛乱的威胁，尔朱天光、贺拔岳等将领凭借军事胜利一度掌控西北，看似迎来“平定乱世”的曙光。但这场胜利的底色，仍是军阀权力的血腥博弈——尔朱荣的严苛控制、孝庄帝的隐忍待机、地方势力的反复无常，共同编织了一张“越平定越分裂”的无形之网。这段历史证明：用暴力终结的叛乱，终将被更猛烈的暴力反噬。
关中平叛：军事奇迹背后的权力算计
尔朱天光平定万俟丑奴的战役，延续了尔朱氏集团“以少胜多”的军事神话，却处处透着军阀内部的权力博弈。
贺拔岳的“避险策略”堪称乱世生存的典范。面对万俟丑奴这一“勍敌”，他深知“胜则遭嫉，败则获罪”，主动请求“尔朱氏一人为帅而佐之”，既避免了功高盖主，又将风险转移给尔朱天光。这种“让权保身”的操作，暴露了北魏军事体系的畸形——将领的首要目标不是击败敌人，而是在内部权力斗争中存活。
尔朱天光的战术设计则充满“尔朱式狠辣”：
--示弱欺敌：宣称“俟秋凉更图进止”，释放间谍让万俟丑奴放松警惕，实则趁其“散众耕于细川”时突然袭击，像极了现代战争中的“信息欺诈”；
--分化瓦解：攻克侯伏侯元进大栅后“纵遣俘囚”，让其他据点不战自降，用最小代价瓦解敌军；
--闪电追击：从安定到平凉，以“昼夜径进”的速度生擒丑奴，展现出北方骑兵的机动性优势。
但胜利的代价是“竭泽而渔”。尔朱天光因“马乏草”退屯高平，却对地方控制力薄弱，导致万俟道洛“掩袭长孙邪利”并逃入陇山，印证了“军事占领≠有效治理”。更讽刺的是，尔朱荣因“失邪利、不获道洛”杖责天光并降其爵位，这种“唯结果论”的严苛奖惩，虽能激发战斗力，却也埋下了将领的怨恨——尔朱氏的权力纽带，从来不是忠诚，而是恐惧。
洛阳的“秋后算账”：合法性焦虑下的残酷清算
万俟丑奴与萧宝寅被押解洛阳后的处置，暴露了北魏朝廷的“合法性焦虑”。孝庄帝将二人“置阊阖门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观凡三日”，这种“示众羞辱”的仪式，本质是想通过“公开处刑”重建权威，却因内部争议沦为闹剧。
李神俊、高道穆以“宝寅叛逆在前朝”为由试图为其开脱，看似“法不溯及既往”的理性，实则是士族对尔朱氏专权的无声反抗——萧宝寅曾是北魏宗室重臣，其覆灭被视为“尔朱荣清洗异己”的延续。而王道习一句“宝寅为丑奴太傅，岂非陛下时邪”，则精准戳中孝庄帝的痛处：当皇帝沦为傀儡，任何“法外开恩”都可能被视为对军阀的挑衅。最终萧宝寅赐死、丑奴斩首的结局，证明北魏的“法治”早已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更值得玩味的是“胡氏亲属黜为民”的诏令。清算胡太后余党，表面是“拨乱反正”，实则是孝庄帝与尔朱荣的“政治默契”——通过否定前朝合法性，强化当前政权的正当性。但这种“选择性清算”无法掩盖核心矛盾：北魏的真正威胁不是已死的胡太后，而是活着的尔朱荣。孝庄帝的这种“避重就轻”，不过是自欺欺人。
地方势力的“投机游戏”：从严始欣到万俟道洛的生存逻辑
这一时期的地方势力，完美诠释了“乱世无忠臣”的生存法则。严始欣先叛魏降梁，最终被北魏斩杀；萧玩等梁朝援军“败死”，暴露了“代理人战争”的脆弱；万俟道洛在丑奴败亡后逃入山中，又投奔王庆云并助其称帝，将“投机”二字演绎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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