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壬寅日,东魏任命定州刺史侯景兼任尚书右仆射、南道行台,督率各路将领入侵梁朝。
西魏任命扶风王元孚为司徒,斛斯椿为太傅。
冬天,十月乙亥日,梁武帝下诏大规模讨伐东魏。东魏侯景率领七万大军入侵楚州,俘虏了刺史桓和,又进军到淮水边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陈庆之把侯景打败,侯景扔下辎重逃跑了。十一月己亥日,梁朝停止了北伐的军事行动。
西魏又把始祖神元皇帝改为太祖,道武皇帝改为烈祖。
十二月,东魏任命并州刺史尉景为太保。
壬申日,东魏派使者来请求和好,梁武帝答应了。
东魏清河文宣王元亶去世。
丁丑日,东魏丞相高欢督率各路军队讨伐西魏,派司徒高敖曹前往上洛,大都督窦泰前往潼关。
癸未日,东魏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太师。
这一年,西魏关中地区发生大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饿死的人有十分之七八。
【内核解读】
大同二年(公元536年):东西魏拉锯战中的生存与变革。当东魏铁骑夜袭夏州,当西魏关中爆发人相食的大饥荒,南北朝的对峙进入更残酷的阶段。这一年,军事突袭与制度磨合交织,人才博弈与天灾人祸碰撞,东西魏的差距在拉锯中悄然拉大,而梁朝的虚与委蛇,则让“三足鼎立”的平衡逐渐倾斜。
东魏的“闪电战”与西魏的“防御困境”
高欢对西魏的两次军事突袭,展现了东魏的军事优势,也暴露了西魏边疆防御的脆弱。这种“以快打慢”的战术,成为东魏压制西魏的重要手段。
夏州奇袭:高欢的“特种兵战术”。高欢“自将万骑袭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缚槊为梯,夜入其城”,堪称古代闪电战的典范。他放弃后勤补给(身不火食)、缩短行军时间(四日而至)、创新攻城方式(缚槊为梯),最终生擒刺史斛拔俄弥突。更精妙的是,高欢“因而用之”,任命降将镇守夏州,既减少了统治阻力,又向其他西魏将领传递“投降优待”的信号。
这场胜利的关键,在于高欢对西魏边疆兵力空虚的精准判断。西魏此时正忙于内部制度建设,对遥远的夏州防御松懈,给了东魏可乘之机。而高欢“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的操作,既削弱了夏州的人力基础,又充实了东魏的边疆,可谓“一石二鸟”。
灵州解围:阿至罗骑兵的“奇兵价值”。当西魏用水灌灵州城,曹泥与刘丰陷入绝境时,高欢“发阿至罗三万骑径度灵州,绕出魏师之后”,瞬间扭转战局。阿至罗作为草原部族,其骑兵的机动性与冲击力,成为东魏对抗西魏的“撒手锏”。这场战役暴露了西魏对草原势力的吸引力不足——东魏能调动阿至罗骑兵,而西魏只能靠武力硬拼,双方对边疆部族的争取能力已拉开差距。
高欢最终“拔其遗户五千以归”,再次延续“迁民弱敌”的策略,让西魏灵州成为一座空城,进一步压缩了西魏的生存空间。
东魏的“人才迭代”与西魏的“叛将危机”
这一年,东西魏都面临人才流动的挑战:东魏通过“少主监国”与“新秀崛起”完成权力过渡,西魏则因“将领叛逃”与“饥荒”陷入动荡。
高澄主政:少年权臣的“铁腕立威”。 15岁的高澄“为尚书令,加领军、京畿大都督”,以“用法严峻,事无凝滞”震惊朝野。他提拔崔暹整顿吏治,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政治手腕。高澄的上位,是高欢“家族传承”策略的关键一步——用少年少主的“狠辣”打破旧官僚的惰性,同时通过“亲任崔暹”建立自己的权力班底。
而孙搴醉死、陈元康上位的插曲,更凸显东魏人才储备的韧性:孙搴死后,高欢立刻通过“求可代者”发掘出陈元康,其“夜中闇书”“熟记九十馀条号令”的能力,成为东魏高效行政的缩影。陈、赵(彦深)“同知机密”的格局,标志着东魏官僚体系从“个人依赖”向“团队协作”转变。
万俟普叛逃:西魏的“信任危机”。西魏秦州刺史万俟普与其子万俟洛、督将三百人投奔东魏,宇文泰“轻骑追之,至河北千馀里,不及而还”。这场大规模叛逃,绝非偶然:
--万俟普出身鲜卑旧部,与高欢控制的河北鲜卑集团联系更深;
--西魏此时正推行制度改革,可能触动旧将利益;
--关中饥荒已现,军队补给困难,加剧了将领的不满。
叛逃事件暴露了西魏“关陇整合”的脆弱性——宇文泰虽靠“二十四条新制”凝聚人心,但对鲜卑旧勋的吸引力仍不及高欢。而三百名督将的跟随,更说明西魏军队中存在“向东魏倾斜”的暗流。
梁朝的“佛系旁观”与陶弘景的“末世预言”
梁武帝对北方战事的“不作为”,与陶弘景的“玄谈误国”之叹,共同勾勒出梁朝的“暮气”——这个曾经的“南朝霸主”,已失去干预北方变局的野心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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