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壬寅日，东魏任命定州刺史侯景兼任尚书右仆射、南道行台，督率各路将领入侵梁朝。
西魏任命扶风王元孚为司徒，斛斯椿为太傅。
冬天，十月乙亥日，梁武帝下诏大规模讨伐东魏。东魏侯景率领七万大军入侵楚州，俘虏了刺史桓和，又进军到淮水边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陈庆之把侯景打败，侯景扔下辎重逃跑了。十一月己亥日，梁朝停止了北伐的军事行动。
西魏又把始祖神元皇帝改为太祖，道武皇帝改为烈祖。
十二月，东魏任命并州刺史尉景为太保。
壬申日，东魏派使者来请求和好，梁武帝答应了。
东魏清河文宣王元亶去世。
丁丑日，东魏丞相高欢督率各路军队讨伐西魏，派司徒高敖曹前往上洛，大都督窦泰前往潼关。
癸未日，东魏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太师。
这一年，西魏关中地区发生大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饿死的人有十分之七八。
【内核解读】
大同二年（公元536年）：东西魏拉锯战中的生存与变革。当东魏铁骑夜袭夏州，当西魏关中爆发人相食的大饥荒，南北朝的对峙进入更残酷的阶段。这一年，军事突袭与制度磨合交织，人才博弈与天灾人祸碰撞，东西魏的差距在拉锯中悄然拉大，而梁朝的虚与委蛇，则让“三足鼎立”的平衡逐渐倾斜。
东魏的“闪电战”与西魏的“防御困境”
高欢对西魏的两次军事突袭，展现了东魏的军事优势，也暴露了西魏边疆防御的脆弱。这种“以快打慢”的战术，成为东魏压制西魏的重要手段。
夏州奇袭：高欢的“特种兵战术”。高欢“自将万骑袭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缚槊为梯，夜入其城”，堪称古代闪电战的典范。他放弃后勤补给（身不火食）、缩短行军时间（四日而至）、创新攻城方式（缚槊为梯），最终生擒刺史斛拔俄弥突。更精妙的是，高欢“因而用之”，任命降将镇守夏州，既减少了统治阻力，又向其他西魏将领传递“投降优待”的信号。
这场胜利的关键，在于高欢对西魏边疆兵力空虚的精准判断。西魏此时正忙于内部制度建设，对遥远的夏州防御松懈，给了东魏可乘之机。而高欢“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的操作，既削弱了夏州的人力基础，又充实了东魏的边疆，可谓“一石二鸟”。
灵州解围：阿至罗骑兵的“奇兵价值”。当西魏用水灌灵州城，曹泥与刘丰陷入绝境时，高欢“发阿至罗三万骑径度灵州，绕出魏师之后”，瞬间扭转战局。阿至罗作为草原部族，其骑兵的机动性与冲击力，成为东魏对抗西魏的“撒手锏”。这场战役暴露了西魏对草原势力的吸引力不足——东魏能调动阿至罗骑兵，而西魏只能靠武力硬拼，双方对边疆部族的争取能力已拉开差距。
高欢最终“拔其遗户五千以归”，再次延续“迁民弱敌”的策略，让西魏灵州成为一座空城，进一步压缩了西魏的生存空间。
东魏的“人才迭代”与西魏的“叛将危机”
这一年，东西魏都面临人才流动的挑战：东魏通过“少主监国”与“新秀崛起”完成权力过渡，西魏则因“将领叛逃”与“饥荒”陷入动荡。
高澄主政：少年权臣的“铁腕立威”。 15岁的高澄“为尚书令，加领军、京畿大都督”，以“用法严峻，事无凝滞”震惊朝野。他提拔崔暹整顿吏治，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政治手腕。高澄的上位，是高欢“家族传承”策略的关键一步——用少年少主的“狠辣”打破旧官僚的惰性，同时通过“亲任崔暹”建立自己的权力班底。
而孙搴醉死、陈元康上位的插曲，更凸显东魏人才储备的韧性：孙搴死后，高欢立刻通过“求可代者”发掘出陈元康，其“夜中闇书”“熟记九十馀条号令”的能力，成为东魏高效行政的缩影。陈、赵（彦深）“同知机密”的格局，标志着东魏官僚体系从“个人依赖”向“团队协作”转变。
万俟普叛逃：西魏的“信任危机”。西魏秦州刺史万俟普与其子万俟洛、督将三百人投奔东魏，宇文泰“轻骑追之，至河北千馀里，不及而还”。这场大规模叛逃，绝非偶然：
--万俟普出身鲜卑旧部，与高欢控制的河北鲜卑集团联系更深；
--西魏此时正推行制度改革，可能触动旧将利益；
--关中饥荒已现，军队补给困难，加剧了将领的不满。
叛逃事件暴露了西魏“关陇整合”的脆弱性——宇文泰虽靠“二十四条新制”凝聚人心，但对鲜卑旧勋的吸引力仍不及高欢。而三百名督将的跟随，更说明西魏军队中存在“向东魏倾斜”的暗流。
梁朝的“佛系旁观”与陶弘景的“末世预言”
梁武帝对北方战事的“不作为”，与陶弘景的“玄谈误国”之叹，共同勾勒出梁朝的“暮气”——这个曾经的“南朝霸主”，已失去干预北方变局的野心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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