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南朝和北朝友好往来，都想在人才上互相夸耀。奉命出使和接待客人的，一定是当时最杰出的人选，没有才学和门第的人根本没机会参与。每次梁朝使者到邺城，整个邺城都为之轰动，贵族子弟们盛装聚集围观，赠送的礼物非常丰厚，使者住的馆舍门口就像集市一样热闹。宴请的时候，高澄常常派身边的人去观察，要是梁朝使者有一句话说得精彩，高澄就会拍手称赞。北魏使者到建康，也是同样的情形。
独孤信请求回北方，梁武帝答应了。独孤信的父母都在崤山以东，梁武帝问他要回哪儿，独孤信说：“侍奉君主的人不敢只顾着自己的亲人而怀有二心。”梁武帝觉得他很忠义，以厚礼相送。独孤信和杨忠都回到长安，上书向朝廷请罪。西魏因为独孤信有平定三荆地区的功劳，升他为骠骑大将军，加授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其他官职和爵位不变。丞相宇文泰欣赏杨忠的勇猛，把他留在自己身边。
西魏宇文深劝丞相宇文泰夺取恒农。八月丁丑日，宇文泰率领李弼等十二位将领讨伐东魏，让北雍州刺史于谨当先锋，攻打盘豆，把它攻克了。戊子日，到达恒农。庚寅日，拿下恒农，活捉东魏陕州刺史李徽伯，俘虏了八千士兵。
当时黄河以北的很多城池都归附了东魏，左丞杨檦说自己的父亲杨猛曾经当过邵郡白水县令，他了解当地豪杰，请求去劝说他们，拿下邵郡，宇文泰答应了。杨檦就和当地土豪王覆怜等人起兵，抓住邵郡太守程保和四个县令，把他们杀了，上表推荐王覆怜当郡守，还派间谍去向东魏的城堡劝降。一个月之内，归附西魏的人很多。东魏派东雍州刺史司马恭镇守正平，司空从事中郎闻喜人裴邃想去攻打，司马恭弃城逃走，宇文泰让杨檦管理正平郡事务。
梁武帝修建长干寺的阿育王塔，挖出了佛爪、佛发和舍利。辛卯日，梁武帝到寺里，设无遮大会，招待僧俗，宣布大赦天下。
【内核解读】
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东西魏军事转折与南北文化角力
当宇文泰在小关阵斩窦泰，当李谐在建康朝堂舌战群儒，南北朝的格局在军事胜负与文化较量中悄然改写。这一年，西魏打破东魏的军事压制，东魏则在外交舞台展现软实力，而梁朝的“佛系围观”，让“三足鼎立”的平衡逐渐向北方倾斜。
小关之战：西魏的“以少胜多”与东魏的战略误判
宇文泰对窦泰的突袭，堪称南北朝军事史上“险中求胜”的经典案例。这场战役不仅扭转了西魏的被动局面，更重塑了东西魏的力量对比。
宇文泰的“逆向思维”：跳出惯性陷阱。面对高欢“造三浮桥欲度河”的架势，多数将领主张“分兵御之”，宇文泰却识破其诡计：“此欲缀吾军，使窦泰得西入耳。”他精准抓住东魏的软肋——窦泰“屡胜而骄”，且与高欢主力相隔较远，形成“可乘之隙”。这种“舍近求远”的决策，打破了“敌军压境必守城”的惯性思维，展现了顶级军事家的战略洞察力。
为迷惑对手，宇文泰“声言欲保陇右”，实则“谒魏主而潜军东出”，用伪装掩盖真实意图。从长安到小关的急行军，既利用了东魏的“轻我之心”，又打了窦泰一个措手不及。最终“大破之，士众皆尽，窦泰自杀”，印证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军事真理。
高欢的“连锁失误”：救援乏力与士气受挫。高欢的失误集中在三点：
--战略布局僵化：想用浮桥牵制西魏主力，却忽视窦泰孤军深入的风险；
--救援不及时：“以河冰薄，不得赴救”，客观条件成了决策犹豫的借口；
--对将领性格误判：高估窦泰的稳重，低估其“躁急”本性，导致其仓促应战。
窦泰之死对东魏打击深远——他是高欢麾下“常为前锋”的王牌将领，其部“多锐卒”，此败不仅折损精锐，更动摇了东魏的军心。薛孤延“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折”才得以突围的细节，侧面反映了东魏军队的溃散程度。
上洛攻防战：高敖曹的“勇武”与泉氏的“忠节”
高敖曹攻上洛的战役，展现了东魏将领的个人勇武，却也暴露了东魏对新占领区控制的脆弱——军事胜利难以转化为政治认同。
高敖曹的“战神表现”：带伤冲锋的悲壮。 高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殒绝良久，复上马，免胄巡城”，其悍勇程度堪称南北朝之最。这种“轻伤不下火线”的作风，虽能激励士气，却掩盖了东魏攻坚能力的不足——上洛一座孤城，竟需“固守旬馀”才攻克，且依赖“泉岳内应”的侥幸。
更关键的是，高敖曹虽占领上洛，却无法赢得人心。洛州刺史泉企明言“吾力屈，非心服也”，其子弟泉元礼、泉仲遵在被俘后仍“阴结豪右，袭杀杜窋”，恢复西魏统治。这说明东魏的军事征服缺乏文化与制度支撑，仅靠武力只能短暂占领，无法长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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