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保町，赤旗书店的地下室。
老板用钥匙打开了尘封已久的门。
锁已经生锈，转动时发出刺耳的声音，像是某种生物的呻吟。
“都在这里了。”
狭窄的地下室里，堆满了纸箱。每个箱子上都用褪色的马克笔写着年份：1960、1968、1970、1972……
数字像墓碑。
空气很潮湿，带着霉味和时间的气息——那是梦想腐烂的味道。
一盏昏黄的灯泡悬在天花板上，摇摇晃晃，投下晃动的影子，像是这些箱子在呼吸。
“遗产。”老板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墓地里说话，“本来想烧掉的，但总觉得……”
他没说完，只是看着那些箱子。
但新二懂。
总觉得，灰烬之下，还有未燃尽的火星。
总觉得，有一天，会有人来点燃它们。
第一个箱子。1960年。
新二打开它，扬起一片灰尘。
《资本论》全三卷，德文原版和日译本并排放着，封面已经发黄，但那些金色的字母依然清晰。
旁边是恩格斯——《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书页上有铅笔标注，有些地方被反复翻阅，纸张都快磨破了。
第二个箱子，1965年。
列宁来了。
《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怎么办？》
实践的理论，革命的教科书。
书页上有笔记，急促而激动的字迹——“对！就是这样！”，“终于明白了！”，“我们一定会胜利！”
仿佛能看到当年某个青年熬夜苦读的身影，仿佛能听到他激动的呼吸。
第三个箱子。1968年。
红色的海洋。
《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东方的红太阳，曾经照亮过这个岛国的某个角落，曾经让无数青年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还有格瓦拉的《游击战》，切的照片被仔细地夹在书页间——那张着名的照片，英俊的脸庞，坚定的眼神，永远定格在三十九岁。
照片背后写着：“为了真正的人而战斗。”
最后几个箱子。1970-1972年。
日本的声音。
《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战后日本经济批判》《部落解放运动史》《三里塚斗争记录》。
还有传单、小册子、地下刊物。《赤军通讯》《全共斗战报》《革命评论》。
油印的，手写的，偷偷复印的——每一张纸都粗糙，每一个字都潦草，但每一句话都是用生命写成的。
每一张都可能让持有者进监狱，甚至送命。
新二拿起一本笔记。
封面破旧，用胶带粘过，上面写着：「1970.4-1972.2 山本武」
他翻开。
字迹很工整，像是某个认真的学生。
“1970年4月15日。今天我们占领了东大安田讲堂。红旗在塔楼上飘扬。我们高唱国际歌。那一刻，我真的相信，新世界就要来了。”
“1970年8月3日。开始了镇压。催泪弹，高压水枪，警棍。小林的头被打破了，血流了一地。但他还在笑，说‘这点痛算什么’。”
“1971年3月12日。父亲断绝了关系。他说我是叛徒，是家族的耻辱。母亲哭着求我回家。但我不能回头。这条路，只能往前走。”
“1971年6月3日。小田被捕了。听说在里面被打断了三根肋骨，牙齿也掉了两颗。但他什么都没说。他是英雄。我们都是。”
“1971年11月27日。开始有分歧。有人说要更激进，要武装斗争。有人说要深入群众。争论得很激烈。但我们还是同志。”
“1972年1月15日。分裂了。有些同志离开了。有些同志说他们是叛徒。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972年2月27日。浅间山庄。”
字迹突然变得潦草，像是在颤抖。
“这还是我们要的吗？”
“这还是我们要创造的新世界吗？”
最后一页是空白的。
只有一个日期：1972年3月1日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山本后来怎么样了？”新二的声音很轻。
“进了三菱重工。”老板苦笑，脸上的皱纹更深了，“现在是部长。西装革履，每天加班到深夜，在公司睡觉，周末打高尔夫。”
“偶尔来买本推理小说。”
“我们都假装不认识。”
沉默。
很长的沉默。
地下室里只有灯泡微弱的嗡嗡声。
“拿走吧。”老板突然说，声音里有某种决绝，“都拿走。”
“您确定？”
“留在这里也是发霉。”老板看着新二，眼中有某种期待，又有某种恐惧，还有某种……解脱，“也许……也许你能做我们没做成的事。”
“或者……”
他苦笑。
“和我们一样失败。”
“至少，在你失败之前，这些书还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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