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监狱的禁闭室，又称“黑屋”，是比普通监舍更令人绝望的存在。狭小、阴暗、潮湿，只有高处一个巴掌大的通风口透进些许微光。武京伟被反铐着双手扔进来已经三天了。最初的暴怒和咒骂耗光了他的力气，此刻他像一摊烂泥蜷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只有眼中偶尔闪过的怨毒光芒，证明着他内心的火山并未熄灭。
他不甘心。他一遍遍复盘越狱计划的每一个细节，从沈舟发现围墙裂缝，到垃圾车的时间规律，再到鲍玉佳那个叛徒的可疑行为……他坚信如果不是鲍玉佳告密，计划本可以成功。孙鹏飞哥在外面一定还有关系，只要他能出去……想到这里，他枯槁的脸上泛起一丝病态的潮红。然而，手铐的冰冷和黑屋的死寂，又瞬间将他拉回现实。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如同冰冷的毒蛇，开始缠绕他的心脏——这次是预谋越狱，罪上加罪，他很可能把牢底坐穿，甚至……
与武京伟的狂躁绝望不同，被关在另一间禁闭室的沈舟，则表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他同样在复盘，但角度截然不同。他冷静地分析着失败的原因：一是低估了监狱方面的警惕性和反应速度，二是错估了鲍玉佳这个变量，三是张帅帅的突然被隔离打乱了关键步骤。他甚至开始思考，如果当初选择更温和的方式，比如利用曹荣荣过去在社区的关系慢慢渗透，或者通过危暐父亲危金根残存的影响力进行更隐蔽的操作，结果是否会不同？但这种假设很快被他否定，武京伟的急躁和孙鹏飞倒台后的权力真空，注定了他只能选择这条激进的捷径。现在，他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将责任最小化。他知道，警方和监狱方面一定会深挖，他必须守住一条底线：所有计划的核心是武京伟，自己只是被迫参与并提供了一些“建议”。他开始默默构思应对审讯的说辞，每一个字都要精心打磨。
张帅帅在被短暂隔离审查后，因证据不足且未直接参与越狱工具的准备，被重新送回普通监区，但受到了更严格的监控。他变得更加沉默，几乎不与人交流。武京伟和沈舟的倒下，让他仿佛失去了主心骨，也让他第一次真正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从部队运输单位的优秀士官，到沦为犯罪团伙的运输保障，再到差点参与越狱……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是因为对孙鹏飞“路子野”的盲目崇拜？是因为对武京伟暴力的恐惧？还是因为对自己退伍后前途的迷茫？他看着自己长满老茧的双手，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悔恨和一种无力回天的虚无。
就在监狱内部暗流涌动之际，高墙之外的司法机器正在高效运转。
林建奇和郑雅萍在新城监狱的审讯室里，面对的不再是鲍玉佳，而是换上了囚服、神色各异的武京伟和沈舟。
对武京伟的审讯几乎毫无悬念。在确凿的证据（搜出的自制工具、同监犯人的旁证、以及鲍玉佳的指认）面前，他起初还试图狡辩，将责任推给鲍玉佳和沈舟。但当林建奇出示了一段从监狱工场监控系统中提取的、经过技术处理的视频（虽然模糊，但能辨认出武京伟和沈舟在废旧机床后密谈，以及武京伟揪住鲍玉佳衣领威胁的画面）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随之而来的不是忏悔，而是更疯狂的咆哮和对鲍玉佳及其家人恶毒的诅咒。他的表现，完美印证了他极端危险的性格和毫无悔意的犯罪态度。
与武京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沈舟。他承认了参与商议越狱计划，但坚称自己是在武京伟的暴力威胁下被迫的。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被迫提供想法的可怜虫”，将所有核心决策和暴力实施意图都推给了武京伟。对于那些自制工具，他辩解说是武京伟逼迫他搜集的，他本人从未想过真正使用。
“我只是想安安稳稳熬到出狱。”沈舟低着头，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哽咽，“武京伟说如果我不配合，就让外面的人找我家里麻烦。我害怕……我真的害怕……我知道错了，我愿意接受惩罚，但我真的没想过要越狱啊，政府！”
他的表演几乎无懈可击，充分展现了他的高智商和冷静算计。然而，郑雅萍敏锐地抓住了他话语中的漏洞：“你说你害怕武京伟，那为什么在张帅帅被隔离后，你们没有停止计划，反而决定仓促行动？这不符合一个‘被迫者’的心理。”
沈舟愣了一下，眼神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恢复了“可怜”的状态，支吾着说：“我……我当时也乱了方寸，武京伟说不能再等了……”
尽管沈舟极力狡辩，但他参与预谋越狱的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他的“聪明”反而让他的罪行显得更加可恶和虚伪。
基于鲍玉佳的重大立功表现（主动报告越狱阴谋，有效防止了恶性事件发生），以及他在南昌监狱期间受胁迫参与犯罪、后期有悔过表现等情节，司法机关经慎重研究，决定依法对其启动提请减刑程序，并将其转入有更好教育和改造条件的监狱服刑，同时对其家人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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