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监狱，并非时光遗忘的角落，而是一座精心打造的、剥离了正常时间流速的孤岛。高墙电网切割开天空，将其染成一种恒定的、压抑的灰色。在这里，白日与黑夜的交替更多体现在牢房铁窗外光线的明暗，以及那雷打不动、象征着秩序与禁锢的哨声与锁具开合声中。空气里永远弥漫着消毒水、陈旧墙体以及一种无法名状的、由绝望、戾气和压抑欲望混合而成的气味，它无孔不入，渗入每一个角落，也渗入每一个在此服刑之人的毛孔。
与外界想象的纯粹暴力与混乱不同，高度设防监区内的生态，更像一潭表面死寂、底下却暗流汹涌的泥沼。赤裸的武力固然是硬通货，但更多时候，一种基于信息、背景、刑期长短以及外部资源勾连起来的隐形等级制度，在无声地运作。这里，是另一个形态的社会，扭曲，却自有其残酷的生存法则。
鲍玉佳的“时代”似乎早已随着他被投入高度戒备监区（俗称“黑笼”）而彻底终结。曾经那个呼风唤雨、气焰嚣张的“鲍爷”，如今被单独关押在监控最严密、活动空间最逼仄的区域。长期的与世隔绝，加上精神上的巨大落差与不甘，确实如陶成文所探听的那样，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时而狂躁，用头撞击特制的橡胶墙壁，发出沉闷的嘶吼；时而陷入长时间的呆滞，对着狭小通风口透入的一丝微光喃喃自语，重复着过往的“辉煌”与仇人的名字。监狱方不得不定期给他注射镇静药物，并加强心理干预（尽管收效甚微）。他这面曾经张扬跋扈的旗帜，在“黑笼”的侵蚀下，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朽、风化，昔日的爪牙们或已离散，或自身难保，鲜少再有人提及他的名字，仿佛那是一个不祥的禁忌。
然而，罪恶的传承，从不因个体的湮灭而断绝。旧的秩序崩解，真空地带自然会滋生新的藤蔓。在这座监狱的普通高度设防监区，一股新的、更为隐蔽的势力正在悄然整合。其核心，并非某个单一的、鲍玉佳式的暴力狂徒，而是一个若隐若现的网络，这个网络的延伸，则直接勾连着外界那个刚刚重获“新生”的孙鹏飞。
张帅帅，这个鲍玉佳时代遗留下的典型暴力符号，被分在劳动强度最大的监区。他肌肉依旧贲张，眼神里的凶悍未曾完全消退，但失去了鲍玉佳的指令和团伙的支撑，他更像一头被拔去爪牙、困于铁笼的野兽。繁重的体力劳动消耗着他的精力，严格的监管限制着他的行动，他只能凭借残存的凶名，在有限的范围内，欺凌个别怯懦的囚犯，获取些许低级的利益（如多一份饭菜，几根劣质香烟）。他的思维简单，路径依赖深入骨髓，内心深处仍幻想着有朝一日能重获自由，再次凭借拳头打出一片天地，或者，至少能攀附上新的“大树”。这种迷茫与潜在的依附性，使他成为某些有心人眼中可供利用的“钝器”。
与张帅帅的直白不同，陶成文和曹荣荣这类人，则如同暗影中的鬣狗，更擅长在制度的缝隙间嗅探机会。陶成文凭借其谄媚精明的本能，入狱后不久就试图寻找新的依靠。他很快将目标锁定在那些刑期较长、但在监区内有一定影响力，或者像他一样，与外部仍存在某种隐秘联系的犯人身上。曹荣荣，作为鲍玉佳旧部中较为“边缘”但同样狡猾的存在，与陶成文几乎是一拍即合。他们清楚，单打独斗在监狱里难成气候，必须“抱团”，必须寻找新的“资源”。
而资源，恰恰是孙鹏飞即便身陷囹圄，也能通过各种隐秘渠道输送进来的东西。虽然孙鹏飞本人已假释出狱，但他留下的影响，以及他通过复杂手段（如委托特定律师、买通个别管理环节）维持的与监区内某些人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这条若有若无的线，被陶成文和曹荣荣敏锐地捕捉并试图牢牢抓住。他们知道，孙鹏飞的“资本”和“头脑”，远非鲍玉佳可比，即便他人在外面，其能量依然能辐射到这高墙之内。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黄国健，这个试图在监狱中彻底隐形、用沉默和服从换取刑期平稳度过的前技术人员，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黄国健被分在相对规范的劳动监区，负责监狱内部一些设备的简单维护。他技术扎实，做事认真，不拉帮结派，也从不主动惹事。他刻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将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应付日常劳作和应对不定期的思想汇报。他最大的精神支柱，是儿子寄来的寥寥数语的家信，以及那张被摩挲得有些发旧的照片。儿子的成长，是他洗心革面、争取减刑、早日团聚的全部动力。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忍耐，就能熬过这段漫长的刑期，彻底告别噩梦。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最先注意到黄国健“价值”的，是陶成文。在一次跨监区的联合劳动（一种基于表现良好而获得的、有限度的集体活动）中，陶成文目睹了黄国健熟练地修理好了一台出现故障的烘干设备，解决了监区的一个小麻烦，还得到了管理人员的随口表扬。陶成文那双精于算计的小眼睛，立刻闪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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