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远的倒台并未带来预期的平静，反而像捅破了一个巨大的蜂巢。不再是单一的马蜂扑面而来，而是无数细小的飞虫钻入缝隙，无处不在，难以捕捉。“净源”行动清除了一个显性的污染源，但团队很快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具韧性的“菌丝网络”——没有中心，彼此勾连，在暗处悄无声息地蔓延、渗透。
（一） “回声室”与精准投毒
张帅帅和沈舟首先捕捉到了变化。之前相对集中的攻击流量，如今分散成了成千上万条细小的数据流，精准地注入各个网络社群。它们不再试图篡改“记忆锚点”的核心数据库，而是利用算法，在特定的“回声室”内构建经过微调的地方性“真相”。
在某个热衷讨论“效率与公平”的科技论坛，流传起一个“银行大厅事件优化版”的段子：将危暐美化为“打破僵化流程的挑战者”，将老赵描绘成“不懂变通的规则奴隶”，而鲍玉佳则成了“利用道德制高点博取关注的表演者”。这个段子夹杂在技术讨论中，以戏谑的方式消解着事件的严肃性。
在另一个关注“历史哲学”的小众社群，则流传着一篇分析，声称“银行大厅事件揭示了基于个体权利的伦理观在复杂系统中的局限性”，隐晦地指向需要某种“更高维度的、超越个体善恶的治理智慧”。
“他们在进行‘认知微雕’，”沈舟展示着这些看似互不关联的信息碎片，“针对不同群体的认知偏好和知识盲区，投放定制化的毒饵。量不大，但毒性针对性强，更容易被吸收和认同。”
曹荣荣看着这些分析，感到一阵寒意：“这比李明远的宏大叙事更危险。它不再试图说服你，而是悄然改变你看待世界的‘底色’和‘滤镜’。”
（二） “新芽”的免疫测试
孙鹏飞和程俊杰的“新芽”计划团队，首先感受到了这种“菌丝渗透”的压力。他们在一个合作中学开展的“批判性思维工作坊”上，进行了一次模拟信息战演练。当向学生们投放那些来自“菌丝网络”的、经过包装的争议性观点时，结果令人担忧。
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在最初阶段表现出对这些观点的好奇甚至部分认同。一个学生坦言：“这些说法听起来好像更有‘深度’，更‘冷静’。” 另一个学生则说：“总觉得主流媒体在隐瞒什么，这些‘小众’观点也许更接近真相。”
程俊杰意识到，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在应对这种精准投毒时显得乏力。“他们不是在正面进攻，而是在和我们争夺孩子们的好奇心和信任感。我们需要升级‘疫苗’。”
他们迅速调整策略，将工作坊重点从“告诉你什么是对的”，转变为“教你如何识别和抵御信息陷阱”。他们引入了“动机分析工具箱”、“信源追溯指南”和“逻辑谬误拆解手册”，带领学生们像侦探一样，亲手解剖那些看似“高明”的论调，暴露其内在的漏洞和预设的恶意。
一堂课上，孙鹏飞引导学生们分析那个“银行大厅事件优化版”段子。
“为什么要把一个暴力事件包装成‘挑战规则’？”
“为什么要把受害者的职业作为攻击点？”
“这个段子试图引发你对‘规则’本身的何种情绪？”
层层追问下，学生们逐渐看清了段子背后试图植入的“反规则”、“慕强凌弱”的潜意识。
“这不是在教他们思考什么，”孙鹏飞对曹荣荣说，“而是在教他们如何思考。赋予他们抵御‘菌丝’的免疫力。”
（三） 危暐的终局与菌丝的养分
就在团队忙于构建认知免疫防线时，福州传来消息，危暐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在医院悄然离世。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如同投入大海的一粒沙。他的母亲在付书云的协调下，得到了基金会的一笔人道主义援助，用于后续生活。
危暐的死亡，本应为一个扭曲的人生画上句号。然而，团队监测到，“菌丝网络”中很快出现了关于他死讯的“解读”。在一些匿名的网络角落，有人将他的死因归咎于“体制的迫害”和“舆论的压力”，将他塑造成一个“被时代牺牲的悲剧人物”，甚至有人借此抨击当初曝光此事的鲍玉佳和团队“缺乏人性”。
“看，连死亡都可以被异化成攻击的武器，”梁露看着这些冰冷的文字，感到一阵反胃，“他们吸食一切，包括死亡和痛苦，将其转化为滋养‘菌丝’的养分。这里没有对生命的敬畏，只有对叙事权的贪婪。”
鲍玉佳得知后，沉默了很久。她想起ICU里危暐那双空洞的眼睛，想起银行大厅里他暴戾的面孔。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包裹了她。个体生命的消逝，在更大的思想战争中，竟然如此轻飘飘，甚至可以被随意扭曲利用。
“我们守护记忆，不仅仅是为了死者，”陶成文似乎看穿了她的低落，平静地说，“更是为了生者不被这些扭曲的叙事所毒害。危暐的悲剧，在于他既是加害者，也是特定环境的受害者。而我们的责任，是阻止制造更多‘危暐’的土壤，以及阻止有人利用‘危暐’来继续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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