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调记忆体”的成功构建,如同在认知海洋中投下一枚深水炸弹,其涟漪触及了人类意识最古老的底层结构。张帅帅的监测系统捕捉到,全球范围内的集体罪疚感指数正在异常波动,而波动的核心震源,竟隐隐指向已被“透析”过的银行大厅事件记忆体。
(一) 罪疚暗河
异常最先由马强感知。他在创作时,画笔不自觉地将《辩证之光》中危暐的轮廓反复涂抹,色彩越来越暗沉,仿佛被无形的重力拖拽。“有什么东西…在记忆的更深层哀嚎,”他放下画笔,指尖沾染了近乎黑色的深蓝,“不是愤怒,不是恐惧,是…更沉重的东西。”
几乎同时,曹荣荣在分析“新芽计划”的反馈数据时,发现了一个矛盾:连接过“复调记忆体”的青少年,虽然在道德抉择测试中表现更稳健,但夜间梦境记录里,“坠落”、“被困”、“无法赎偿”的主题出现频率显着上升。
“他们在潜意识中,分担了本不属于他们的罪疚感。”曹荣荣得出结论,“‘复调记忆体’让我们理解了复杂性,但也可能打开了共情能力的‘过载开关’,让一些敏感个体,尤其是年轻人,将历史中的集体阴影背负到了自己身上。”
沈舟的溯源工作指向了一个更宏大的图景:银行大厅事件,作为一个被高度浓缩、反复淬炼的“原型记忆”,其蕴含的“个体罪恶与社会共业”的命题,正在与人类历史上无数类似事件(从古老的血亲复仇到现代的系统性不公)产生跨时空的共振,形成了一条在集体潜意识中流淌的“罪疚暗河”。
(二) “溯源”仪式:凝视罪恶的深渊
面对这股浮出水面的“罪疚暗河”,陶成文意识到,必须进行一次更深层的“记忆溯源”,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理解、析离,并最终将其中阻塞的能量转化为建设的动力。他决定在绝对屏蔽外界干扰的“静思堂”,举行一次非技术性的、近乎仪式的集体回溯。
核心团队成员再次围绕,中间放置着那块蕴含银行大厅事件所有复杂性的“复调记忆结晶”。但这一次,他们被要求暂时放下分析、策略与解决方案,仅仅作为“人”,去直面事件中最核心、也最沉重的部分——危暐的罪恶及其辐射的伤害。
(集体溯源——罪与责的深渊回响)
鲍玉佳的直面:
她闭上眼,不再回忆自己的勇气,而是强迫自己真正去“看”危暐那一刻的眼神——那不仅仅是暴戾,更深处是某种空洞的、被扭曲的、与人性断联的疯狂。她感受到一种寒意,不是来自暴力威胁,而是源于对这种“人性失落”的恐惧。她也第一次允许自己去感受,事件之后,那如影随形的、对人性之恶的深度警觉,如何在一定程度上磨损了她对世界毫无保留的信任。这份“信任的磨损”,是她个人为那次事件支付的无形代价。
张帅帅/沈舟的(数据之重)视角:
他们不再将监控录像视为冰冷的数据流,而是尝试去感受每一帧画面背后,所凝固的瞬间的绝望与痛苦。老赵后脑撞击台面的闷响,在数据的静默中,仿佛被放大了无数倍。他们意识到,自己构建的所有防御系统、所有的代码和算法,其最根本的重量,都源于试图阻止这样的数据帧再次产生。技术并非超然,其道义重量就来自于对具体痛苦的承载。
陶成文/魏超的(责任之网)视角:
他们凝视着罪恶,思考的不仅是危暐个人的罪责,更是滋养这份罪恶的、更广阔的责任网络。危暐的家庭教育、其所处圈子的价值导向、乃至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特权现象的某种默许……这张责任之网上,每一个节点都并非无辜。承担这份看清“共业”的责任,而非陷入无差别的罪疚,才是领导者应有的担当。
曹荣荣的(理解之界)视角:
她深入剖析“共情”的边界。理解罪恶的成因(如危暐被特权腐蚀的成长轨迹)是为了预防,但这理解绝不能滑向对罪恶本身的豁免。共情,应该有它坚固的堤坝,那就是对受害者痛苦绝对优先的承认和对基本价值不容置疑的扞卫。
孙鹏飞/程俊杰的(教育之慎)视角:
他们反思在传递历史教训时,如何避免让年轻一代过早背负不属于他们的历史包袱。教育的目的是赋予他们辨识和对抗罪恶的智慧与勇气,而不是用罪疚感压垮他们探索世界的翅膀。必须清晰界定“认知责任”与“情感罪疚”的界限。
梁露的(叙事之衡)视角:
她思考着叙事的平衡。在呈现复杂性时,如何确保罪恶的黑暗不会被相对化,如何让正义的天平在叙事中依然清晰可见。真实的叙事,需要同时拥有呈现阴影的勇气和守护光明的坚定。
林奉超/付书云的(律法之魂)视角:
他们再次审视法律的意义。法律不仅是惩戒的工具,更是社会集体意志对是非的庄严宣告,是划清罪责边界、防止罪疚无限扩散的理性之墙。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让罪责得其所在,让无辜者不必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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