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深耕是上级的硬性指示，关乎春耕生产的大局，是“农业学大寨”的具体实践，红头文件贴在公社的墙上，墨迹未干，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除非天降暴雨无法动工，突击队的人谁都别想请假，即便是新婚大喜的日子，也得服从安排。
在那个民风淳朴、集体利益至上的年头，普通人结婚虽算人生大事，却也朴素得如同田间的禾苗，顺时应势便好，婚礼简单到极致——一身新做的蓝布衣裳，针脚细密，是母亲熬夜缝制的； 两床粗布棉被，被面印着“鸳鸯戏水”的图案，略显褪色； 一挂鞭炮响过，硝烟味弥漫在空气中，就算成了家。
没人会为了婚事耽误集体劳动，那会被全村人戳脊梁骨，背后的议论能把人淹死。
老鱼猫子并非突击队成员，他因早年在一次打谷时伤了腰，弯腰都费劲，干不了重活，无需参与挖深耕。
他和妻子毛大姐因一口气生了三个男丁，在“多子多福”的年代，被村里视为能为家族延续香火的“福星”，祠堂里的族谱上，他们的名字旁多了三个小小的红点，代表着子嗣兴旺。
因此，他荣幸地担任了送亲的差事，按当地习俗，送亲的长辈需在新人家里留宿一晚，寓意“添福添寿”，新房的被褥里要放一把红枣、花生、桂圆、莲子，取“早生贵子”之意。
就在那个夜晚，新郎被抽去挖深耕，临走时他紧握着幺姑娘的手，眼神里满是愧疚，只说了句“等我回来”，便转身融入了夜色中的劳动大军。
新房里只剩下幺姑娘一人，红烛燃了一半，烛泪凝固在烛台上，像一串串晶莹的泪珠。
老鱼猫子却趁隙溜进了新房，他的脚步很轻，像猫一样悄无声息，鞋底沾着的泥土落在地上，留下淡淡的脚印。
那时乡村普遍清贫，多数人家舍不得点灯耗油，煤油是按票供应的，金贵得很。
洞房里没点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窗外微弱的月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斑驳的树影，像晃动的鬼影。
他一进屋，便猛地捂住了幺姑娘的嘴，手心的老茧蹭得她脸颊生疼，带着一股烟草和汗臭的味道。
老鱼猫子压低嗓音，刻意模仿新郎的语气说：“我是偷偷跑回来的，外面没人瞧见。
咱速战速决，办完事儿我再赶回去，保准神不知鬼不觉！”
他的声音因紧张而有些颤抖，却强装镇定。
新婚之夜独守空房的幺姑娘本就心绪难平，既担心丈夫的劳累，怕他累倒在田埂上，又有些新婚的羞涩与不安，心如小鹿乱撞。
闻言未及细辨，那声音确实有几分相似，便稀里糊涂地信了。
她那时还不知道，这一晚的遭遇，会成为她一生的噩梦，像一根毒刺，扎在心头，拔不掉，忘不了。
事后，老鱼猫子竟不知收敛，反倒在几日后的酒局上向旁人吹嘘此事。
那是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男人围着一个粗瓷大碗喝酒，酒是自家酿的米酒，度数不高却后劲十足。
他喝得满脸通红，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还口出秽言，说什么“姨妹儿姨妹儿，哥哥有份儿”，将这等丑事当作谈资，唾沫星子随着话语飞溅，毫无廉耻之心。
他说这话时，周围几个酒友有的沉默，端着碗喝酒，眼神躲闪； 有的窃笑，嘴角咧到耳根； 却没人敢当面指责，毕竟汪家在村里是大族，人多势众，谁也不想引火烧身。
消息传开后，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各个村落，田埂上、井台边、晒谷场，到处都是窃窃私语。
新郎虽怒火中烧，拳头攥得咯咯响，指节发白，却因汪家在村里势力盘根错节，族中有人在公社当干部，手里握着一定的权力，只得忍气吞声，默默提出了离婚。
他没去闹，也没去争，只是托人带了句话：“缘分尽了，各自安好。”
语气平静，却透着深深的无奈。
幺姑娘得知后，羞愤交加，一口气没上来，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胸前的衣襟，像一朵绽开的红梅，连着三日卧床不起，水米不进，脸颊凹陷，眼窝发黑。
她觉得再无颜面活在世上，清白被玷污，婚姻被拆散，人生仿佛已成一片废墟，看不到一丝光亮。
便趁家人不备，跑到最近的索溪河，想跳河自尽。
可那条河邪门得很，传说从来没淹死过人，水流湍急却总在关键时刻出现漩涡，将人卷回岸边。
她跳了三次，三次都被路过的渔民、樵夫救了上来，渔民的渔网还在她身上留下了细密的网痕，纵横交错，像一张无形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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