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仁继续问:“你卖给那个姑娘的那对杯子是从哪里弄来的？”
沈鹏顺的回答跟雷理娟所说并无差别，即从郊区--镇江东门外七里桥镇梢头的一户黑门牌老太太家收购来的，两个杯子的收购价是一块银洋，他卖给那个卫校女生是两块银洋，这笔买卖做得合算，他从苏北逃到镇江这几年以来，这样的买卖难得遇上几回，所以印象深刻。
侦查员感觉沈鹏顺不像在说谎，又问了问那个黑门牌老太太的情况，但时隔太久，沈鹏顺只是对那个黑门牌有印象，其他的就说不出什么了。
离开看守所，侦查员直奔七里桥。七里桥的确有一座古石桥，镇子就以这座石桥命名。七里桥镇不大，就是东西一条街，大约有一华里长。 三人转悠了一个来回，却没见有哪户居民门上钉着黑门牌的。张伯仁心里不踏实了，嘀咕说: “别是给那家伙耍了？”
丁金刚说:“咱们还是去派出所打听一下吧，
既然是门牌，应该归派出所管，钉上或者取下都是户籍警的事儿嘛！”
裴云飞、张伯仁认为言之有理，就向街边住户打听派出所的位置。可是，这个镇子过于袖珍，没有设派出所。那就只好去镇政府打听了。
镇政府驻地也有点儿寒碜，设在一座名唤“将军庙”的废弃庙宇里，简直可以算“危建” 了，连同镇长在内，一共只有四名干部。分管治安工作的是一个姓岳的中年男子，身份既是镇政府干部，又是民兵连长，管着镇子周边五个村庄的民兵。侦查员跟此人甫一接触，顿感“凡人不可貌相”，这个干部看外表跟城郊农民无甚区别， 来头却不小
他是抗战前期新四军驻茅山部队的一名侦察员，被派到镇江潜伏，从事情报工作。后来地下交通线遭到敌人破坏，他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老岳是走江湖打拳卖药出身，有些功夫，当晚便打死岗哨越狱，躲到七里桥的将军庙出家为僧。性命是保住了，也算有了一份职业，至少俄不死，但跟组织上的联系也中断了。如此一直到镇江解放，方才去市委组织部设在镇江市内的“失散同志报到处”进行登记，顺利通过组织上的审查，回归革命队伍。可是，党员身份作废了，必须重新申请人党，而且党龄要从获准重新人党之时起算。因此，老岳虽是1938年的老新四军，但党龄还不到两年。
老岳对镇上的情况很熟悉，听上海来人如此这般道明来意，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有这么个老太太，姓安，还住在七里桥镇上，我带你们过去。”
路上，老岳告诉侦查员，这个安老太出身富家，其父据说是清朝军队的下级军官，离开行伍后回到镇江老家开了一家织布厂，又在轮船公司人股，还盘下了一家古玩店。其父有一个绿林出身的严姓江湖朋友，金盆洗手后在七里桥置地造屋。两家多年前定下了娃娃亲，安老太成年后， 就嫁给了严家的独子严茂仁。两人成亲不久，严茂仁的老爸去世，家产遂传到他的手里。
严茂仁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因患病未曾就业，一直在家写字画画，修身养性。继承了家产的严茂仁并无“发扬光大”之想，全家日常生活靠收地租和放债的利息。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受“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对租地户、 债务人比较宽容，从来不逼债、地租债务收不网来，就变卖田产补贴自家开支，当地坊间称他为“慈仁公”。
至于黑门牌，则是因为他留学日本的那段经历。抗战爆发前，他跟曾经的日本同窗过从甚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镇公所认为严家有“通敌嫌疑”，就给钉上了黑门牌。解放后，人民政府否定了伪政府(初解放时社会上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称谓)的做法，把黑门牌给摘了。不过，大前年土地改革运动时，严家被定为工商地主，没收了地产、投资股份和家中的部分财物，原先的佃户还给严家的门框上钉了一块“地主”木牌。
说话间，老岳在镇梢头一户民宅前驻步，说“到了”。三侦查员见门框上的门牌与镇上其他住家一样，也是蓝底白字，旁边并无“地主” 木牌，不禁觉得奇怪，均朝老岳投以不解的目光。老岳对此作了一番说明--
今年3月下旬，镇政府收到武汉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发来的一份正式公函，大意是他们最近在整理从部队转过来的“未找到家属的革命烈士” 材料时，发现一位名叫严仕琰的烈士的家庭住址是江苏镇江七里桥，便将该烈士的简况寄来，希望协助调查该烈士的家属是否在七里桥镇上。
严仕琰烈士于1940年参加革命，同年人党， 系中共武汉市委地下情报人员。抗战胜利后，调至中共湖北省委情报部门担任组长。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华中局社会部根据中央命令向军方调派若干名情报人员，严仕琰奉命调至军方，其关系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政治部下辖的情报处，担任军方在武汉市的一个潜伏情报组的组长。武汉解放前夕，该情报组暴露，严仕琰在掩护同志撤离时，与国民党军警枪战，在击毙两人后中弹负伤，果断饮弹自尽，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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