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弈的官船消失在天际，山北县码头送行的人潮却久久未散。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空落落的怅惘，仿佛抽走了主心骨。许多老人依旧望着空荡荡的河道抹泪，妇人们低声啜泣，连孩童都感受到了这份沉重，依偎在父母身边，不再嬉闹。
然而，这种失落与彷徨，并未持续太久。
当日下午，县衙门口的鸣冤鼓并未因林弈的离去而蒙尘。新任县令周安，这位由林弈一手提拔、以清廉干练着称的官员，早已换下送行时的官袍，身着寻常公服，端坐于明镜高悬的大堂之上。他没有沿用旧日胥吏，而是启用了数名在漕帮案和后续治理中表现突出的本地年轻秀才和实干之人，充任书吏、衙役头目。
“升堂——”
随着衙役一声并不算十分洪亮却足够清晰的唱喏，衙门外聚集的百姓看到，那扇象征着公权力的大门依旧敞开着。有胆大的百姓，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递上了状纸。周安审理的第一桩案子，是两户农家因田埂界限不清引发的争执。他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也未像旧日官吏那般索要好处，而是亲自带人前往田间地头，丈量勘察，依据鱼鳞图册（林弈主持重修的田亩清册）和乡邻证词，做出了公允的判决。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开。百姓们恍然意识到，林大人虽然走了，但他留下的“规矩”还在，他选定的“官”还在为民做主。那份因离别而产生的恐慌，渐渐被一种踏实感所取代。
与此同时，位于县城东侧的“漕运调度司”内，也是一派繁忙景象。这是林弈为保障漕运长效畅通而设立的专门机构，由原漕帮中弃暗投明、精通水道且品性端正的老河工，以及几名精通算术、为人正直的年轻士子共同掌管。他们按照林弈制定的《漕运新章》，有条不紊地安排着往来的漕船序列，收取合理的过闸费用，并定期组织附近民夫对河道进行小规模的维护疏浚。账目每日张贴公布，清晰透明，再无往日层层盘剥的黑暗。
码头上，扛包的力夫们拿到了当日足额的工钱，不再有把头克扣；等待装货的商贾，按序排队，缴纳明码标价的税银，无需再向漕帮缴纳高额的“保护费”。运河之上，千帆竞渡，桨橹声声，贸易的活力并未因林弈的离开而有丝毫衰减，反而因为规则的稳定和环境的清明，越发蓬勃。
城西，那片原本属于漕帮头目、被抄没后改建的“济民仓”前，几名由县衙指派、德高望重的里正和商户代表，正在核对账目，清点仓内存粮。这是林弈设立的平抑粮价、备荒赈灾的基石。按照他定下的章程，丰年按市价收购余粮入库，遇灾年或青黄不接时，则以平价或借贷方式发放给贫苦百姓，绝不允许囤积居奇，更不允许官吏插手牟利。仓廪实，则民心安。看着那堆积如山的粮垛，过往饱受饥馑之苦的百姓，心中便有了底。
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城北那片新辟的“工坊区”。林弈深知，仅靠漕运和农业，难以让山北真正富裕起来，也无法彻底吸纳因漕运整顿而失去“生计”的原漕帮底层人员。他利用抄没的部分赃款，引入了江南的织机、聘请了流落的工匠，建起了织布坊、造纸坊、铁器铺。不仅招募流民和贫苦妇女入内工作，给予工钱，更鼓励本地年轻人前来学艺。
如今，织布坊内机杼声声，年轻的女工们手脚麻利，织出的棉布、麻布质地细密，已开始销往邻近州县；造纸坊里，工匠们正在尝试用本地丰富的芦苇、稻草制造更廉价的纸张；铁器铺中，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不绝于耳，打造的农具、厨具颇受乡民欢迎。这里，不仅解决了数百人的生计，更悄然孕育着山北未来的产业希望。几个在工坊中表现出色的年轻学徒，已被管事看重，开始接触更核心的技艺，甚至有人对着织机提出了小小的改进想法。
夜幕降临，县学内灯火通明。林弈离任前，特意拨出一笔款项，用于修缮县学，并设立了“励志斋”，专门资助贫寒学子读书。此刻，斋内坐满了埋首苦读的年轻面孔。他们中，有原本身份低微的漕工之子，有家徒四壁的农家子弟。是林弈的到来，打破了身份的壁垒，给了他们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讲台上，一位被周安县令延请来的老举人，正在讲解《孟子》。学子们目光炯炯，听得无比专注。他们知道，读书不再仅仅是考取功名，更是明理济世，如同那位已经离开的林大人一样。
夜色中，一支由原县衙差役和部分自愿加入的退伍老兵组成的巡夜队，提着灯笼，行走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这是林弈推行的“保甲联防”制度的一部分，确保了宵消匿迹，夜不闭户不再是奢望。
县令周安处理完最后一份公文，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静谧而充满生机的县城，他心中感慨万千。一年前，这里还是人间地狱；一年后，已是安居乐业之所。林大人留下的是一个骨架坚实、血脉通畅、拥有了自我造血能力的活生生的躯体，而非一个依靠他个人威望勉强支撑的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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