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门关大捷的余威尚在朝堂回荡，新军锋镝的寒光犹自映照在勋贵武将们惊疑不定的脸上，林弈却已将目光投向了另一片看不见硝烟，却同样关乎国本、甚至更为根本的战场——教育。
一份名为《请广设官学、厘定新科举疏》的奏章，如同投入深潭的第二块巨石，在帝国的文官系统与世家大族中，激起了远比军事改革更为汹涌、也更为隐秘的暗流。
疏中直言，当下科举取士，多重诗赋辞章，少涉经世致用之学，且多为世家大族垄断，寒门子弟晋升无门。长此以往，官员只知空谈，不晓实务，于国于民，皆为弊政。故奏请：一，于各州府县广设官立学堂，遴选良师，教授经义、算学、律法、地理乃至格物等“实学”，束修低廉，向所有适龄童子开放；二，改革科举，在传统经义之外，增设策论、算学、律法等实务科目，并提高其取士权重。
此疏一出，无异于向掌控知识话语权数百年的世家大族及其在朝堂的代言人，发起了最直接的挑战。
“荒谬！简直荒谬绝伦！”礼部侍郎、出身清河崔氏的崔文博，在自家书房内气得浑身发抖，将一份抄录的奏疏副本狠狠摔在桌上，“经义文章，乃圣贤之道，立国之本！算学、律法、格物？此等匠人之术，奇技淫巧，焉能登大雅之堂，与圣贤书并列科场？！”
“父亲息怒。”其子崔明远在一旁劝道，“林弈此举，分明是要掘我世家根基！若让那些泥腿子都能入学读书，都能凭这些杂学考取功名，我等累世清名，门第之望，将置于何地？”
“他这是要毁了千年的规矩！”崔文博胸口剧烈起伏，“绝不能让此等祸国殃民之策施行！”
很快，一场针对新学与官学的舆论风暴，在世家力量的操纵下，悄然掀起。
先是几位以“清流”自居、实则与世家关系密切的翰林学士和御史，在各种诗文唱和、清谈雅集上，开始“忧心忡忡”地议论：
“听闻林大人欲以匠作之术取代圣贤之道，此非本末倒置乎？”
“算学固然有用，然终究是末节。若人人钻研此道，谁还去体悟圣人的微言大义？礼崩乐坏，始于足下啊！”
“广设官学？说得轻巧！朝廷哪来如许钱粮？最终不过是加赋于民，徒增扰攘！更何况，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岂是随便什么识几个字的人都能担当？若让些不通经义的匠人、胥吏去教授蒙童，岂非误人子弟，贻害无穷？”
这些言论，经过精心包装，以“维护道统”、“体恤民力”、“珍惜人才”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散播出去，很快在士林中间引起了不小的共鸣。许多读惯了圣贤书、视科举为正途的读书人，本能地对这些“歪门邪道”产生排斥。
紧接着，在讨论具体实施的朝会上，阻力变得具体而微。
户部尚书首先叫苦：“陛下，林大人所奏，立意虽好。然广设官学，校舍、师资、束修补贴，无一不需巨额银钱。去岁国库虽因新政稍裕，然北疆用兵，各地水利，在在需款，实在无力支撑如此庞大的开支啊！”这是以财力不足为由，行拖延之实。
礼部尚书则从“法理”角度质疑：“科举取士，自有成例。骤然加入算学、律法，如何考核？标准如何界定？若考官自身都不通此道，如何评判？只怕届时取士不公，更生事端！”这是以技术难题，设置障碍。
更有甚者，在一些已开始试点筹建官学的地方，出现了种种“怪事”。
江宁府上报，已选定用于修建官学的土地，突然被查出“产权纠纷”，原主（某位致仕官员的家族）一纸诉状告到了府衙，要求归还“祖产”。
山阳府则奏报，当地几位颇有声望的老秀才、塾师联名上书，痛陈官学“扰乱乡学，不合礼制”，并宣称若官学开办，他们将集体罢教，不再收徒。
舆论的贬低，朝堂的刁难，地方的抵制……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张柔软却极具韧性的巨网，试图将教育改革这艘刚刚启航的船只，死死困在岸边。
面对这不同于军事对抗的软钉子，林弈并未动怒，也未有丝毫气馁。他深知，思想文化的争夺，是根基之战，远比刀光剑影更为漫长和复杂，更需要耐心与策略。
他没有在朝堂上与崔文博等人进行无谓的口水之争，而是另辟蹊径。
数日后，一场别开生面的“经世致用研讨会”，在京城郊外一座隶属于皇家庄园、环境清幽的别院中举行。与会者并非全是高官显贵，其中有精通算学、负责漕运核算的户部老吏，有熟谙律法、屡破奇案的刑部能员，有多年勘探山川、绘制舆图的工部匠师，甚至还有几位被王百万请来的、对海外风物和新兴技艺有所了解的商人。
林弈亲自主持，他让这些“专业人士”，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实例，向与会的部分中立派、甚至略带疑虑的官员，讲解算学在治理黄河、计算粮饷中的关键作用；律法在平息讼争、安定地方中的重要意义；地理在行军布阵、开发资源中的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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