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四、雷泽归妹
《易经》视角下的现代性少数群体困境与文化重构——以艾滋病议题为切入点
一、艾滋病传播认知：科学与偏见的“奇妙碰撞”
（1）医学传播机制：数据的“任性舞蹈”
在当今社会，艾滋病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机构，通过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和实践观察，言之凿凿地指出HIV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条：血液传播、性接触传播（其中异性恋和同性恋群体都包含在内）以及母婴传播。这一科学论断是基于无数医学专家的心血和大量的临床数据得出的，是对HIV病毒传播规律的客观总结。
然而，在实际的数据呈现中，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这些数据就如同调皮的孩子一般，展现出了一种“任性舞蹈”的姿态。从全球范围来看，异性恋群体在艾滋病传播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60%，这表明异性恋群体也是艾滋病传播的一个重要群体。但与此同时，在某些特定的地区，男男性行为群体的艾滋病感染率却呈现出不断攀升的趋势。这种数据上的差异，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认为男男性行为群体与艾滋病之间存在着某种生物学上的必然联系。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感染率的差异更多地是由社会学因素所导致的。首先，在检测覆盖率方面，由于社会对男男性行为群体的关注度相对较高，相关的检测资源也更多地向这个群体倾斜，这使得该群体的检测覆盖率相对较高。相比之下，其他群体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如缺乏检测意识、检测资源不足等，导致检测覆盖率较低。这就意味着，男男性行为群体中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可能会相对较多，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感染率就一定比其他群体高。
其次，在性伴侣数量的统计方面，男男性行为群体的性伴侣数量相对更容易统计。这是因为这个群体的社交模式和性行为特点使得性伴侣关系相对更加明确和易于追踪。而其他群体，尤其是异性恋群体，由于性行为的隐蔽性和社交模式的复杂性，性伴侣数量的统计难度较大。因此，在数据统计上，男男性行为群体可能会因为更容易被统计而显得感染率较高，从而被拉出来“背锅”，这实在是比窦娥还冤。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某个城市为例。在这个城市中，政府和社会组织针对男男性行为群体开展了大规模的艾滋病检测宣传和免费检测活动，检测覆盖率达到了80%。而对于异性恋群体，由于宣传力度不足和检测资源有限，检测覆盖率仅为30%。在这样的情况下，男男性行为群体中检测出的艾滋病感染人数自然会比异性恋群体多，但这并不能真实反映两个群体的实际感染情况。
（2）文化偏见：历史典故的“跑偏之旅”
文化偏见在人们对性少数群体的认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种偏见往往可以追溯到历史典故的错误解读和“跑偏之旅”。
《汉书·董贤传》里记载的“断袖之癖”的典故，原本是宫廷政治斗争的“小把戏”。在西汉时期，汉哀帝与董贤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有一次，汉哀帝醒来后发现衣袖被董贤压住，为了不吵醒董贤，他竟用剑割断了自己的衣袖。这一事件在当时的宫廷环境中，更多地是体现了汉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和特殊的情感关系，是宫廷权力斗争和人际关系的一种反映。然而，在后世的解读中，这个典故却逐渐被扭曲，成为了形容同性恋的代名词，性少数群体也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看待。
宋代《太平广记》里记载的“义气相得”的事儿，原本不过是当时文人阶层道德困境的写照。在宋代，社会文化环境复杂，文人之间的交往和情感表达有着独特的方式。一些文人之间的深厚情谊被记录下来，被描述为“义气相得”。但在现代，这些记载也被一些人错误地解读，与性少数群体联系在一起，成为了对性少数群体进行歧视和偏见的依据。
现代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中面临着各种“施压”，而这些压力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工业文明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冲击。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传统的核心家庭结构逐渐解体。在过去，核心家庭结构紧密，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赖，传统的道德监督机制也十分强大。家族中的长辈会对晚辈的行为进行严格的规范和监督，社会舆论也对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有着强大的约束力。然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核心家庭结构变得松散，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不再像过去那样紧密，传统的道德监督机制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与所谓“自古以来道德约束强”的时代相比，现代社会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在现代社会，人们更加注重个体的自由和独立，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了挑战。但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道德的缺失，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一些人却将性少数群体的存在与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是传统家庭伦理受到冲击的罪魁祸首，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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