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鸣谦，贞吉”
六二爻以阴爻居阴位，得中得正，《象传》释为“鸣谦贞吉，中心得也”。这里的“鸣”并非夸耀，而是“内蕴之德发于外”的自然流露，如同美玉在匣中自能发光。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姚崇，正是践行“鸣谦”智慧的典范。他在《十事要说》中既提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又具体规划“宦官不得干政”“皇亲国戚不得任台省官”等改革措施，这种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的处事方式，使得谦德与事功达到完美统一。
宋璟任宰相时更是将“鸣谦”发挥到极致。他坚持“不徇私情，犯颜直谏”，当唐玄宗想提拔岳父王仁皎为开府仪同三司时，宋璟以“赏罚者，国之大事，爵禄者，天下之公器”力谏而止；广州百姓为其立“遗爱碑”，他却上奏“臣在州无他异政，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请玄宗下令禁止。这种“有谦德而不失原则，有才干而不事张扬”的为官之道，恰如《周易集解》引荀爽所言：“六二得中，谦而正焉，故曰鸣谦贞吉也。”反观天宝年间的杨国忠，为彰显权势竟“私第铸钱”，每次出行“呵道百余步，公卿以下皆避路”（《资治通鉴》卷216），这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炫耀，与“鸣谦”精神背道而驰，最终落得“诛其身，没其家”的下场。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九三爻是谦卦中唯一的阳爻，居下卦之终，象征着将谦德与劳绩结合的君子品格。王弼注曰：“处谦之中，履得其位，上下无阳以分其民，众阴所宗，尊莫先焉。劳谦不伐，是以吉也。”这里的“劳”不仅指身体的勤劳，更含“忧劳天下”的精神担当。诸葛亮治蜀期间，“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他在《出师表》中自述“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正是“劳谦”的最高境界。建兴六年（228年）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立即上表自贬三等，这种“有功归人，有过归己”的态度，完美诠释了“劳谦君子，万民服也”的《象传》要义。
反观唐玄宗后期，“劳谦”精神逐渐流失。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后，他将朝政托付给李林甫，自己则“专以声色自娱”。据《开天传信记》载，玄宗曾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这种将“无为而治”曲解为“无所作为”的心态，使得“劳谦”之灯彻底熄灭。当时的宰相杨国忠更是“自恃椒房之亲，谓天下无双，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旧唐书·杨国忠传》），与诸葛亮“亲理细事，汗流终日”的勤政形成鲜明对比。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中尖锐指出：“玄宗前期如孔明，后期如阿斗，同一人也，而前后霄壤，谦与不谦之效如此！”
三、卦象图解的多维阐释
月当天：政治清明的时空象征
谦卦的“月当天”意象，在传统易图中通常描绘为一轮满月高悬天际，光华普照而不偏私。这种时空统一的象征体系，在《周易》中与“大人虎变，其文炳也”的政治理想相互呼应。从时间维度看，中秋月相代表天道运行的圆满周期，正如《礼记·月令》所言：“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此时阴阳平衡，万物成熟，恰喻政治达到“中和”境界。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史载“四夷来同，海内晏然，行者万里不持寸兵”（《新唐书·刑法志》），正是这种“月当天”的治世写照。
空间维度上，满月的圆形轨迹象征着“无偏无党”的公正原则。《尚书·洪范》提出“王道正直”的政治理想，在谦卦图式中转化为月光普照大地的视觉隐喻。开元年间，唐玄宗改革科举制度，将“常科”与“制科”并举，使得寒门士子如张九龄等得以脱颖而出；他还完善“采访使”制度，派专员巡查地方吏治，这些举措都体现了“如月之恒”的公正精神。然而天宝年间，这轮“政治明月”逐渐被乌云遮蔽：李林甫为专权而“嫉贤妒能，排抑胜己”，甚至制造“韦坚案”“杨慎矜案”等冤狱；杨国忠则“贿赂公行，选任官吏不问贤愚”，导致“天下之人，怨入骨髓”（《资治通鉴》卷217）。正如《周易参同契》所言：“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玄宗未能守住“月当天”的清明，最终招致“安史之乱”的风雨。
这种时空意象还暗合《诗经·小雅》“如月之恒，如日之升”的政治期许。开元十七年（729年），唐玄宗祭天于泰山，宰相张说进献《封禅坛颂》，文中描绘“万姓和会，四夷来同，祥瑞毕至，天人合应”的盛况，此时的玄宗确如中秋明月般赢得万众仰望。但天宝十载（751年），当术士罗公远预言“国有大难，陛下宜修德禳之”时，玄宗却嗤之曰：“吾以天下太平，纵有灾异，何足忧也？”（《太平广记》卷22）这种对“月当天”意象的背弃，最终导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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