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三、重用叛徒
最先到的是王兴发，他的车就跟在后面，他也预感到唐副处长要先找他谈话，就在附近小吃店吃油条豆浆，所以，第一时间就赶来了。
分别谈话一直到临近中午时分结束。彭北秋负责后勤，隔一段时间进去倒茶水，书房在二楼。
上海站来的人就安排在楼下客厅等待，上一位谈话结束，他送下楼，再叫等的人上去，顺便将上一只茶碗撤走，换上新茶碗，并且将上一位留下的烟头之类清理一下，不留下残余的痕迹。
来找唐副处长的两个人，居然是两个洋人，幸好彭北秋英语足够好，洽谈不是问题，彭北秋担心安全，要对两人搜身，两人不愿意，叫嚷了起来。
彭北秋很坚决，唐副处长闻声，从窗台上喊了一声：“让他们上来吧，不用搜身了。”
方才化解了争执。两个洋人在书房坐下，彭北秋给两人上茶，唐副处长指了一下旁边的坐位：“北秋，你留下，顺便作翻译。”
领头的洋人叫戴克，他带来的助手也兼翻译，唐副处长让彭北秋留下，一方面显示双方的对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全，毕竟彭北秋在身边，安全系数大的多。
他对洋人也并不完全放心。
他们谈的是贸易。
唐副处长原来一直在私下做买卖，由他的大太太在表面上运作，他将彭北秋介绍给戴克认识，就是要让彭北秋以后负担起这一块，做他的白手套。
彭北秋精通英语、日语，与洋人打交道是有利的一面。
经济学里有一句经典性的话：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商人无利不起早，戴克看中的，是唐副处长手中的权力。
权和钱结合，就成为了权利，就是套现。
从谈话中得知，他们已经合作了一段时间了，彼此都有深入的意思。
戴克抽的是雪茄，他递给了唐副处长一支，又递了一支给彭北秋，却被他婉言谢绝了。
彭北秋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每个人谈话的时间，这些枯燥的数字很有意思，有的接见很短，只有几分钟，有的比较长，王兴发是十二分钟，洋人二十分钟，马绍武最长，足足谈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出来的时候，疲惫的脸上有抑制不住的兴奋。
他们两人谈了什么？他不知道。
中午，黎明和唐副处长在书房里吃的饭，彭北秋陪刘琴婷在楼下餐厅吃，两人边吃边聊一些年少时的趣事，彭北秋明显感觉刘琴婷有些心不在嫣，不停地用眼角的余光看向楼梯的那边。
***
下午在上海站会议室开会。
彭北秋列席，并作记录，他是上校军衔，和马绍武同级，安排坐在了李队长旁边。唐副处长是少将，秘书是上校，秘书属于高配，比如戴老板的秘书米念行，是老板同乡，也仅是少校军衔。
本来在这种场合速记并不是彭北秋的工作，站里安排了专人速记，重要的会议，事后还会出会议纪要，他之所以记录，是一种习惯，可以边记录边思考，事后也可以及时进行整理。
在会上，唐副处长首先宣读了黎明的任命，他在私下里已经给在座众人打了招呼，要吸收调查科对付中共的经验－－就是重用叛徒，以后对利用叛徒的事情，一律称为“运用”，大家是同志了，不能再蔑视了，更不能当面羞辱。
在对待叛徒上，调查科和复兴社有明显的差异，徐主任平常对部下与戴老板截然不同。他多少知道尊重特务们的人格，也很少发脾气骂人，尤其对中共叛徒加入者，并不侮辱轻视，表面很谦和。这与戴老板对加入的叛徒“动辄羞辱”形成鲜明对比。
唐副处长显然更认同徐主任的做法，但他不能在公开场合说，只能在私下谈，他要顾及老板的态度和脸面。这也是他要一一和上海站中层以上人员单独谈话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副职处理事务的难处和技巧。
他同时命令李莲花带人进驻上海，黎明亲自带路，马站长配合，对上海中共组织进行一次拉网似的清理。自从被捕之后，黎明原来一直不是很配合，出卖了代英，他已经没有退路，中午唐副处长和他吃午餐，显然做了他的工作，黎明完全放开了。
唐副处长之所以选择上海，是作了一番深思熟虑的。上海是中共中央成立所在地，中途除了短暂迁往武汉之外，大部份时间都在此地，同时，他认为黎明“奇货可居”，运用得当，可有奇效。
他的判断，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一场针对中共的血雨腥风开始了。这么大的行动，一旦开始，就不可能完全保密，彭北秋敏锐地意识到，鲸落也会行动，这是让鲸落现形的绝好机会。
果然，正在开会，电报员进来报告，戴老板打来电话，指定让彭北秋去接，彭北秋忙出去接电话，会议室的氛围一下变得很微妙，这样的场合，老板亲自来电，而且用的是内部加密电话，显示了对彭北秋的重视，无形中抬高了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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