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席上的记者们瞬间兴奋起来，双眼齐刷刷地对准了这位气度不凡的京都律师。
直播间的弹幕也随之停滞了一瞬，紧接着便是更加猛烈的爆发。
【卧槽！来了来了！大佬开始了！】
【好家伙，这气场，不愧是京都来的！】
【听他怎么狡辩！我就不信黑的能被他说成白的！】
高明没有理会任何人的反应，他环视法庭，目光最后落在审判长的脸上，不卑不亢。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
“刚才，原告代理人发表了一番极具煽动性，却又充满了逻辑谬误的精彩演说。”
“他试图用一个悲伤的故事，一份耸人听闻的保单，以及一段婚内出轨的桃色新闻，将我的当事人，周慧女士，钉在故意杀人犯的耻辱柱上。”
“这个逻辑链条，看似完美，实则不堪一击。”
高明顿了顿，伸出了一根手指。
“首先，我们来谈‘故意杀人’这个核心指控。”
“原告律师刚才雄辩滔滔，论证我的当事人周慧，存在‘间接故意’。理由是她明知不签字的后果，却放任了死亡结果的发生。”
“这个说法，乍听之下，很有道理。但是，他偷换了一个最核心的概念。”
高明的语调陡然变得犀利。
“那就是作为与不作为的界限！”
审判长的眉头动了一下，身体微微前倾。
来了。
他知道，这个高明，要出招了。
一般的律师，会揪着“主观意图”不放，反复强调周慧只是“糊涂”、“愚蠢”，没有杀人的心。但那是低级的辩护策略，很容易被对方用“放任”二字驳倒。
而高明，他直接绕开了主观意图的泥潭，从行为本身开始！
这京都的大状一出手果然是与众不同！
“周慧在医院的行为，是‘签字’还是‘不签字’？”高明自问自答，“是‘不签字’！这是一个典型的‘不作为’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不作为犯罪的成立，必须以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为前提！这个义务，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具体的，不可推卸的作为义务！”
“那么请问原告律师，在哪一条法律中，明确规定了‘患者家属必须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
“没有！一条都没有！”
“《执业医师法》也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也罢，都只规定了医生在实施手术前，有‘告知’的义务，而家属，则拥有‘知情同意’的权利！”
“权利，不是义务！我的当事人周慧，她只是在行使法律赋予她的‘不同意’的权利！她凭什么因为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而被指控为杀人犯？！”
法庭之内，一片哗然。
审判长内心更是掀起了波澜。
从专业法律人的角度上来看，高明的切入点确实漂亮！
他把一个道德问题，一个情感问题，完完全全地转化成了一个纯粹的法律技术问题！
他没有纠缠周慧当时“想了什么”，而是直接定义她“做了什么”。
她什么都没做，她只是没有行使“同意”的权利。
而法律，不能因为一个人没有行使权利，就判她有罪！
不过有权利就有义务，权利和义务是相等的！
不行使权利无罪，但是不履行义务就是有罪！
“当然，”高明似乎预料到了所有人的反应，他话锋一转，“有人会说，她作为孩子的监护人，负有救助义务！”
“没错！她负有救助义务！但是，这种义务的履行方式，有很多种！将孩子送到江城最好的医院，这算不算履行救助义务？在医院里苦苦哀求，希望自己心中‘最厉害’的医生来主刀，这算不算一种履行救助义务的尝试？”
“她只是用了一种极端愚蠢，极端错误的方式！但这和‘不履行义务’，有着本质的区别！”
“更重要的是！”高明的语调再次拔高，他将目光转向了张伟，“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在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时，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请注意法条的用词：‘不能取得意见时’！”
“我当事人周慧，态度明确，就是不同意！这不属于‘不能取得意见’！这属于家属明确拒绝！”
“但是林宇的监护人是林涛和周慧两人，急救中，其中一人不同意，医院有义务联系联系另一位监护人，取得意见！”
“但是医院并没有！因为当时的林涛正在为另一个孩子进行手术，不能被打扰！所以，这属不属于‘不能取得意见时’？”
“审判长，我认为这绝对属于‘不能取得意见时’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赋予了谁最终的拍板权？”
“法条上写得很清楚，是医院！是医疗机构的负责人！”
“孩子在医院里，生命处于医院的直接控制之下。当监护人的决定可能危害到被监护人的生命时，谁有责任、有权力、有义务，去突破这个阻碍，去挽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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