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登基，雄姿英发，志在革故鼎新，一扫文景以来黄老无为之沉闷气象。董仲舒“天人三策”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中其强化皇权、一统思想之下怀。然治国之道，非一蹴而就。儒术虽得尊崇，然其于朝堂扎根、化为制度，需步步为营。与此同时，帝国边疆烽烟未靖，宫内宫外，各方势力亦在新政之下暗流涌动，伺机而动。
建元元年春，未央宫，宣室殿。
朝会之上，年方十六的汉武帝刘彻端坐龙庭，虽面容犹带稚气，然目光锐利，顾盼间已具帝王威仪。其周身那赤帝气运所化的赤龙昂首振鳞，显露出与文景二帝截然不同的霸烈进取之象。
丞相卫绾、御史大夫直不疑等老臣，乃文帝旧臣，秉持黄老之道，对激进改革心存疑虑。
太尉田蚡（武帝舅父，好儒术）、郎中令王臧（儒生）、御史大夫赵绾（儒生）等新晋权臣，则力主更化。
武帝环视群臣，声音清越而坚定：“朕闻之，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相袭乐。今汉承秦敝，虽经文景之治，海内稍安，然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欲兴太平，必先更化。董仲舒所对‘天人三策’，甚合朕意。其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诸卿以为如何？”
卫绾沉吟片刻，出班奏道：“陛下，董生之言，其志可嘉。然治国如烹小鲜，不可骤变。黄老之术，与民休息，使国力复苏，此乃文景之基。若骤然尽废百家，独尊一术，恐失迂缓，激起变故。宜徐徐图之。”
田蚡立即反驳：“丞相过虑矣！当今天下，亟需明上下之分，定一尊之序。儒家礼乐，正可匡正风俗，明晰君臣。若一味因循，何以显陛下新政之气象？何以震摄不臣之四夷？” 赵绾、王臧等儒臣纷纷附议。
武帝颔首：“舅父所言甚是。然卫丞相之忧，亦不为无因。这样，先行两事：其一，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朕欲亲策问之，广纳良言；其二，于长安立太学，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选郡国俊才受业，学通一经者，可补官。其余百家之学，不废其民间讲习，然不予官学地位。如此，可算稳妥？”
此议既显武帝推行儒术之决心，亦留有余地，老臣们虽心有不甘，亦难再强谏。遂皆曰：“陛下圣明！”
于是，两道诏令颁行天下：
一、令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诣阙对策。
二、兴建太学，置五经博士，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免除徭役），依其学业高下，授以官职。
此诏一出，天下震动。 无数习儒经的士子欢欣鼓舞，视此为晋身之阶。而习黄老、刑名、纵横、阴阳之术者，则倍感失落，或转习儒经，或转入民间，或依附权贵，成为门客。
天庭，凌霄宝殿。
昊天上帝于昊天镜中观此政令，微微颔首：“刘彻此子，果有决断。以利禄诱之，使天下英才尽入儒术彀中，虽手段略显功利，然于确立人道秩序，确有奇效。儒家‘尊王攘夷’、‘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之论，合乎天庭维系三界纲常之需。然…”
上帝话锋一转：“其过于强调‘人治’与‘天命所归’，若遇明君自是好事，若遇昏君，则易成其暴虐之借口。着宣化署，于引导儒家经义时，需暗中强化其‘民本’、‘仁政’、‘天谴’之说，以为制衡。”
“臣遵旨！” 一道无形温和的秩序道韵，悄然洒向长安太学方向，融入那正在兴建的学宫地基与首批博士官的心神理念之中。
幽冥地府，功过司。
判官记录：“汉帝独尊儒术，重人伦秩序，倡‘慎终追远’，民间祭祀祖先之风愈盛，香火愿力汇聚，于地府秩序稳定略有裨益。然其‘敬鬼神而远之’之论，亦使凡人对我幽冥敬畏之心稍减。功过相抵，略记为功。”
平心娘娘漠然视之，不置可否。
西方极乐世界。
准提道人面露慈悲之色：“儒家重此世伦理，我佛重来世解脱，其道似反，实则可补。今儒术独尊，必生排斥异端之性。待其僵化繁琐之时，便是我佛慈悲之法东传之机。可令行者，暂隐锋芒，于民间广积善缘，尤以边陲苦寒之地为重。”
“谨遵法旨。” 丝丝缕缕几不可察的柔和梵光，转向帝国边疆及底层民众聚集之处。
新政伊始，阻力亦随之而来。
首要之阻，来自宫内——太皇太后窦氏。
窦太后乃文帝皇后，景帝生母，笃信黄老之学，厌恶儒生文辞浮夸。闻皇帝欲兴儒术，大为不悦，常召武帝至长乐宫，以祖母之威训诫：“皇帝年少，岂不知文帝、景帝垂拱而治，天下晏然？儒者文多质少，夸夸其谈，安能治天下？宜效先帝，务本责实，无为而治！”
武帝虽雄心万丈，然祖母积威之下，亦不得不暂避锋芒。赵绾、王臧曾奏请“毋奏事东宫”（即政事不必禀报窦太后），欲夺其权。窦太后闻之大怒，暗中搜集赵、王二人过失，欲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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