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七年秋,胶东半岛的雨下得格外绵密。东山脚下的和庄村被一层薄雾裹着,青石板路缝里钻出的青苔吸足了水汽,踩上去能溅起细碎的水花。郭生背着半旧的书箧,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歇脚时,裤脚已经湿了大半,贴在小腿上凉得发僵。
书箧里裹着他仅有的家当:一本泛黄的《论语集注》,两支狼毫笔,一方裂了细纹的端砚,还有妻子连夜缝的棉布袜。他本是县城里的秀才,去年秋闱落第后,馆主嫌他授课沉闷,便寻了由头辞了他。如今能在和庄谋个设帐的差事,全靠远房表舅搭桥——庄里的乡绅们念着族中子弟该识些字,又听说他是正经秀才出身,便凑了束修请他来。
“郭先生,这边走!”村口的王老汉撑着油纸伞迎上来,伞骨是竹制的,边缘磨得发亮。他嗓门洪亮,震得伞面上的雨珠簌簌往下掉,“书室早收拾妥当了,就在庄东头的老院,离各家都近,孩子们上学方便。”
郭生跟着王老汉往庄里走,青石板路蜿蜒着穿过一片片菜园。白菜刚卷心,叶子上沾着泥点;萝卜缨子绿油油的,从竹篱笆缝里探出来。偶尔能看见农妇挎着竹篮从屋里出来,见了王老汉便停下打招呼,目光落在郭生身上时,带着几分好奇。和庄不大,拢共三十来户人家,多是王姓同族,外来的先生自然成了新鲜事。
走了约莫一炷香的工夫,便到了那处老院。院墙是用碎石垒的,墙头爬着拉拉秧,叶子上的倒刺勾住了郭生的衣角。院门是两扇旧木门,漆皮早已剥落,门楣上还贴着去年的春联,红纸褪成了淡粉色,字迹也模糊不清。推开院门时,门轴“吱呀”响了一声,像是老人咳嗽。
院里有棵老枣树,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枝桠歪歪扭扭地伸向天空,叶子被雨水打湿,沉甸甸地垂着。树下摆着一张石桌,四条石凳,石桌上还留着孩子们刻的歪歪扭扭的“王”字。书室就在院子北屋,三间青砖瓦房,窗户糊着毛边纸,纸缝里塞着稻草,想来是为了挡风。
“先生您看,这北屋三间,东边这间当书室,西边两间您住,都拾掇干净了。”王老汉推开东屋的门,一股淡淡的霉味混着阳光的味道扑面而来。屋里摆着六张矮桌,每张桌子配着一条长凳,都是新打的,木头茬子还没磨平。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孔子像,是村里画匠画的,颜色有些发暗,但眉眼间还算庄重。
郭生点点头,心里算是踏实了些。他放下书箧,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外面就是院子的南墙。墙根下搭着个简陋的棚子,棚子上盖着茅草,隐约能看见里面堆着些干草,还有一股淡淡的牛粪味飘过来。
“那是庄里的牛栏,”王老汉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挠了挠头,“原先在村西头,去年冬天雪大压塌了棚子,就挪到这儿了。您放心,就一头老黄牛,温顺得很,不吵人。”
郭生“嗯”了一声,没再多说。他知道乡村里的条件有限,能有间遮风挡雨的书室,已经算是不错了。只是那牛栏离书室太近,气味怕是难免,不过想着忍忍也就过去了,毕竟束修给得还算丰厚,足够养活远在县城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
第二日天刚亮,郭生就起了床。他推开房门,院里的雨已经停了,老枣树上的水珠顺着叶子往下滴,砸在石桌上发出“嗒嗒”的声响。空气里满是泥土和青草的清香,比县城里的煤烟味好闻多了。他打了桶井水,洗漱完毕,便坐在石桌旁翻看《论语》,等着孩子们来上课。
辰时刚过,就听见院门外传来叽叽喳喳的声音。郭生抬头看去,只见六个半大的孩子跟着两个妇人走了进来。孩子们穿着打补丁的棉袄,有的拖着鼻涕,有的手里还攥着半个红薯,见了郭生,都怯生生地停下脚步,躲在妇人身后。
“这是郭先生,往后你们就跟着先生读书识字,可得听话。”一个穿蓝布衫的妇人拉着身边的孩子往前推了推,那孩子约莫七八岁,留着锅盖头,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郭生,手里的红薯还在往下滴糖水。
另一个妇人则对着郭生拱手道:“先生,这几个孩子都是第一次进馆,不懂规矩,您多担待。要是顽劣了,您该罚就罚,别客气。”
郭生站起身,笑着点点头:“诸位放心,我会好好教孩子们的。”
妇人们又叮嘱了几句,才转身离开。孩子们看着郭生,还是有些拘谨,你推我搡地不肯往前走。郭生见状,从书箧里拿出几块糖——那是妻子特意给他装的,让他哄孩子用的——分给孩子们,“都别站着了,进屋上课吧。”
有了糖的诱惑,孩子们顿时放松了些,跟着郭生进了书室。郭生让他们按年龄大小坐下,最大的孩子叫王福,已经十岁了,个子比其他孩子高出一截,据说是家里想让他认些字,将来能去县城的杂货铺当伙计;最小的叫王小丫,才六岁,是庄里唯一的女孩,她娘说“女孩子也该识几个字,免得将来被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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