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初定安济策，深宫又议钱谷经。
新泉欲铸通宝字，旧弊须除豪右名。
荆南授田归甲士，海舶抽税启商瀛。
莫道格物唯机巧，渠车如水润农耕。
公元238年，肇元二年春。
长安城关于“失心之症”与法理人情的风波渐息，南郊安济坊的工地日渐繁忙，夯土垒墙之声，似为这座古都奏响一支新的变奏曲。然未央宫中，年方而立的皇帝刘禅并未沉湎于初试锋芒的成功的喜悦，他的目光已投向更为深远、关乎国本之处——经济之制。
春雨初晴，暖阳透过窗棂，洒在宣室殿的漆案地图之上。刘禅屏退寻常侍从，只留丞相诸葛亮、尚书令蒋琬、新任大司农秦宓等寥寥数臣。案上铺开的，并非军事布防图，而是一幅精心绘制的《大汉盐铁漕运及主要物产分布略图》，旁边更摊放着数卷帛书，封面正楷书写：《鼎新革故策：大汉隆兴治世宏纲六卷·卷三·经济体系：汉元通宝，农商并兴》。
“安济之事，暂告段落。然国之大者，在祀与戎，更在民食货殖。”刘禅指尖轻点图上纵横交错的漕运线路与矿冶标记，声音沉静，“相父，诸卿，近日朕反复思量此卷所陈，以为经济之革，其时至矣。”
诸葛亮羽扇轻摇，颔首道：“陛下圣虑深远。克复中原，非独恃兵甲之利，更需府库充盈，民力丰赡。吴魏皆行新钱，我朝沿用汉五铢已久，币制紊乱，私铸猖獗，确需更张。且平定东吴后，土地、人口、匠户皆需重新整合，此正奠定万世基业之机。”
大司农秦宓接口，面带忧色：“陛下，丞相，所言极是。然货币之改，牵一发而动全身。新钱若信用不立，则市井惶惑，易生动荡。且‘抑豪强兼并’一事，更是触动四方豪族根基，恐生抵牾。”
“故需谋定而后动，步步为营。”刘禅目光扫过案上策论，“朕意，此次经济之革，便依此策为基，首重货币，稳固农本，再兴工商。具体细则，诸卿详参。”
于是，君臣几人就在这弥漫着墨香与春天气息的殿内，细细推敲起每一项条款。自午及暮，殿内时而争论，时而沉寂，只闻笔锋划过绢帛的沙沙声，以及刘禅不时提出的、往往切中要害的询问与补充。
令诸葛亮等人暗自惊讶的是，年轻皇帝对经济之事的见解，虽偶有略显“理想”之处，然其核心思路——如货币的统一与信用、以工代赈、引导商业发展充实国库等——竟颇具章法，仿佛早有成算。
他们自然不知，那数次玄妙的“梦境”，早已为刘禅打开了超越时代的视野，虽不能尽数照搬，却提供了明晰的方向与原则。
次日，更大范围的朝会之上，关于经济改革的诏令初稿与丞相、尚书台合议后被抛出，立刻在朝堂引起了不下于此前“安济之议”的波澜。
“铸新钱？还要罚没拒收者家产？陛下，此非与民争利乎？”一位出身颍川的老臣颤巍巍出列。
“兴水利、授降卒田，自是仁政。然‘抑豪强兼并’……陛下，豪强大户，亦是地方基石，若处置过激，恐伤国本啊！”另一位与荆州大族联姻的官员亦是忧心忡忡。
“还有这市舶司抽解海贸税课，前朝虽亦有之，然如此明确立司、定课，是否示朝廷以贪利之象？”
质疑之声不绝。刘禅端坐龙椅，静静听着，待众人稍歇，方缓缓道：“诸卿所虑，朕皆知。然请问，如今市面之上，吴之‘大泉’，魏之‘五铢’，乃至前朝劣钱、私人盗铸之钱，混杂流通，百姓交易，苦不堪言，朝廷征税，亦无标准，此可谓利民乎？”
“豪强兼并，贫者无立锥之地，沦为佃户、部曲，乃至流民。朝廷赋税日蹙，社会根基动摇。昔日黄巾之乱，岂非前车之鉴？此可谓固本乎？”
“至于海贸之利，海舶往来，奇珍异宝，利润何止千万？若无序管理，其利尽归私门巨贾，于国何益？设司定课，取之于商，用之于国，何贪之有？”
他语气平和，却句句直指要害，引经据典之余，更带有一股不容置疑的洞察力。许多原本持反对意见的臣子，细细思量，竟一时语塞。
诸葛亮适时出列，躬身道：“陛下所言，实乃老成谋国之见。经济之革，势在必行。然具体施行，确需谨慎。臣建议，可分阶段推行，先于京畿、益州、荆州等朝廷掌控力强之处试点新钱，水利、授田等事，亦可择地先行。待成效显现，再推及全国。至于抑兼并，可先以清丈田亩、核实户籍为首要，厘清现状，再图缓进之策。”
刘禅从谏如流：“便依相父之言。大司农府、格物院、将作大匠，即日起全力筹备新钱铸造、水利器械制造事宜。尚书台拟定选派干练官员，赴荆州、江东等地，负责授田、清丈之事。另，宣数名国学精于算学、格物的弟子待诏，朕有用处。”
圣意既定，整个大汉的官僚机器开始围绕新的核心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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