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坐在我旁边，橘黄色的落地灯光给她花白的鬓发镀了层柔光。她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倾倾，还没找到合适的人吗？”
我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滑动，游戏里传来击杀敌人的特效声。沉默是我的盔甲，这些年来，我已经习惯了穿着它应对所有关于婚姻的追问。
妈妈轻轻叹了口气，那气息颤巍巍的，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清晰。
“我不同意你俩在一起，是因为太远了。”她的手无意识地揉着围裙边缘，“多少远嫁的人不幸福啊。你昨天一天没出房门也不吃饭，如果你还在等他，明天把他领家里来吧。”
手机从我手中滑落，撞在地毯上发出闷响。我突然哭了，不是默默流泪，而是像堤坝彻底崩塌般的嚎啕大哭，哭得前俯后仰，喘不上气。
妈妈吓了一跳，连忙搂住我，她的手一下下拍着我的后背，像小时候我做了噩梦时那样。
“怎么了？倾倾，怎么了？”她的声音里满是惊慌。
等我终于能说出完整的句子时，声音已经嘶哑得不像是自己的：“昨天是郭霄汉三十岁生日??他结婚了。”
妈妈的眼眶瞬间红了，那双总是含着笑意的眼睛此刻装满了内疚和不知所措。她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更紧地抱住了我。
遇见郭霄汉那年，我二十二岁，大学刚毕业。
那是六月的一个午后，我为了找工作奔波了一天，精疲力尽地走进一家咖啡馆。店内飘着轻柔的爵士乐，我点完单一摸口袋，才发现钱包不见了。
“可能是被偷了。”我翻遍全身，尴尬地对服务员说，“抱歉，这杯咖啡我不要了。”
“我来付吧。”身后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
我转过身，看到一个穿着浅蓝色衬衫的男人，他鼻梁很高，眼睛微微弯着，像是总含着笑意。他递过自己的信用卡，对服务员说：“再加一份提拉米苏，算我的。”
那就是郭霄汉。
为表感谢，我要了他的联系方式。一周后，我请他吃饭作为回礼。从那顿饭后，我们开始了频繁的联络。
他比我大四岁，是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项目经理。我们聊天的内容从喜欢的书和电影，慢慢延伸到各自的生活。他告诉我他来自北方一座以冰雪闻名城市，家中独子，父母都是教师。
“他们总催我回去，”有一次吃饭时，他无奈地笑了笑，“说已经在老家给我买好了婚房。”
我正搅拌着杯中的咖啡，闻言动作一顿：“那你怎么想？”
“我喜欢这座城市。”他看着我，眼神专注，“这里有了让我想留下的人。”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们正式在一起了。
郭霄汉是个体贴的恋人。他知道我喜欢写作，送了我一个精致的笔记本；记得我讨厌葱姜，每次外出吃饭都会特意叮嘱服务员；我感冒发烧时，他请假在我租的公寓里照顾了我一整夜。
那年冬天特别冷。一天晚上，我们裹在同一条毛毯里看电影，窗外的风呼啸着，屋内却温暖如春。
“倾倾，”他突然轻声说，“以后每年冬天，我们都这样一起过，好不好？”
我靠在他肩上，点了点头。
过年时，我把他带回家见了父母。爸爸对他很满意，饭桌上一直和他聊着工作上的事。妈妈却显得有些疏离，只是礼貌性地问了些家常。
郭霄汉离开后，妈妈拉着我坐在沙发上，眉头微蹙：“他是东北人？”
“嗯，哈尔滨的。”我有些忐忑。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太远了。”
“现在交通很方便，飞机三个小时就到了。”我急忙解释。
妈妈摇摇头，眼神里有着我无法理解的忧虑：“不只是地理距离，还有生活习俗、气候环境??倾倾，远嫁没那么简单。”
那时的我，觉得妈妈太过保守，根本不懂什么是爱
矛盾在我们交往两年后爆发。
郭霄汉的父亲生病住院，他家人希望他回去发展，并在老家为他安排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
“倾倾，”他握着我的手，掌心有细微的汗，“你愿意和我一起回去吗？”
我愣住了。我是家中独女，从未想过离开这座生我养我的南方城市。
“为什么不是你留下？”我问。
“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父亲现在身体不好??”他语气艰难，“我知道这很自私，但我真的希望你能和我一起走。”
我们第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那之后，类似的争执越来越多。
我妈妈的态度也愈发明确：“分手吧，长痛不如短痛。如果他真的在乎你，怎么会要求你放弃这里的一切？”
我试图让郭霄汉理解我的难处，他却觉得我不够爱他：“如果你愿意跟我走，我会用一辈子对你好。”
我们陷入了僵局。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有理，都希望对方能妥协。
在我们交往的第三年冬天，郭霄汉接到了家里的最后通牒：要么回去，要么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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