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秒,在我和母亲惊愕的目光中,安霄峰“噗通”一声,直挺挺地跪在了冰冷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
“爸,妈。”他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带着一种豁出一切的决绝,“是我逼她的,是我先招惹她的。所有责任我来承担,要打要罚冲我来。别为难她,也别送她走。”
他挺直着脊背,像一棵不肯弯曲的青松,就那么跪在那里,承受着安父暴风骤雨般的怒骂和母亲压抑的哭声。
我看着他的背影,看着他额角那道细微的血痕,看着他紧握成拳、指节发白的手,眼泪毫无预兆地汹涌而出,模糊了视线。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我们之间,横亘着的,不仅仅是那层可笑的法律兄妹关系,更是整个安家根深蒂固的体面,和世俗不容逾越的鸿沟。
安父最终的决定,是把安霄峰送出国,彻底隔开我们。手续很快办好,机票就定在下月初。
但安霄峰抗拒着,用各种理由拖延着。他变得异常焦躁,紧紧抓着我的手,反复说:“我不走,星然,我绝不走。大不了我们离开这里,我去打工养你。”
我看着他在巨大的压力下迅速消瘦下去的脸颊,看着他眼底无法掩饰的疲惫和红血丝,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就在这时,我一直隐瞒的、持续了数月的低咳和偶尔的胸闷,终于在一次剧烈的咳嗽后,让我在洗手间的白瓷水池里,看到了一抹刺目的鲜红。
检查,确诊。一系列冰冷的程序,得出了一个更冰冷的结果。诊断书上那几个拉丁文缩写和“晚期”两个字,像最终的判决书。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纸,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很久。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我却觉得浑身血液都凉透了。
原来,阻隔在我们之间的,不只是家世、体面、世俗的眼光,还有命运。
原来,我的愿望,终究是奢望。
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没有告诉母亲,更没有告诉安霄峰。只是在安父又一次因为安霄峰拒绝出国而大发雷霆之后,我找到了安霄峰。
在他房间,那个充满我们秘密回忆的衣柜旁边。他还在为留下做最后的挣扎,眼神里充满了不肯妥协的执拗。
我把那张折叠好的病历单,递到了他面前。
他疑惑地接过去,展开。目光在那些冰冷的文字上扫过,他的脸色,一点点,变得惨白如纸。手指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纸张在他指尖发出簌簌的轻响。
他抬起头,看向我,眼睛里是全然的震惊、恐惧,和一种濒临破碎的茫然。
我迎着他的目光,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甚至带着一点冷漠:
“我们分手吧,哥。”
“我累了。”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喉咙里却只发出嗬嗬的、不成调的音节。他看着我,眼神像是不认识我一样,又像是想从我脸上找出哪怕一丝一毫玩笑的痕迹。
但没有。只有一片死水般的平静。
他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了。那张向来带着几分桀骜和生人勿近气息的脸,瞬间灰败下去,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灵魂。
他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一个字。只是死死地攥着那张诊断书,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出青白色,然后,猛地转身,冲出了房间。
他走的那天,我没有去送。听说他很平静,平静地接受了安排,平静地过了安检,没有回头。
安霄峰出国后,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化疗,放疗,各种治疗手段轮番上阵,带来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和迅速的憔悴。母亲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整日以泪洗面。
安霄峰刚到国外时,还会每天给我发信息,打电话。他絮絮叨叨地说着那边的天气,陌生的街道,难吃的食物,语气刻意装得轻松。我很少回复,偶尔回一句,也是“嗯”、“好”、“知道了”,极其简短。后来,他发来的信息也越来越少,间隔越来越长。
我知道,是我的冷漠,推远了他。
这样也好。
一年后,在一个秋雨连绵的下午,我因为呼吸衰竭,被紧急送进了ICU。
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是在各种仪器规律的滴答声和刺鼻的消毒水味道中度过的。意识大部分时间是模糊的,像漂浮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灰白色的迷雾里。身体沉重得不属于自己,只有胸腔里那撕心裂肺的咳嗽和无法摆脱的窒息感,提醒着我还在苟延残喘。
但我一直撑着,时昏时醒,那口气似有若无地吊着,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连医生都觉得诧异。
母亲守在外面,形容枯槁。在我又一次陷入长时间昏迷后,她哭着,手足无措,最终,像是下了某种决心,拨通了一个越洋电话。
她拿着手机,颤巍巍地走进来,绕过那些冰冷的仪器,将手机听筒,轻轻贴在了我的耳边。
电话那头很安静,过了几秒,一个熟悉的、低沉而沙哑的男声传了过来,带着一种刻意维持的平静,甚至是一丝……故作轻松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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