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公诉人慷慨陈词："被告人蒲连升身为主管医生，故意对肝硬变病人夏素文使用慎用或忌用药物复方冬眠灵，并强令实习学生进行注射，指示接班医生继续使用该药，促进夏素文死亡。被告人王明成不顾医院领导人劝阻，坚决要求对其母夏素文注射药物促其速死，并在医生用药的处方上签字，表示对其母的死亡承担责任。被告人蒲连升、王明成的行为均已触犯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
面对指控，蒲连升显得十分平静。他在法庭上陈述道："我承认，我确实给夏素文注射了复方冬眠灵。但我的初衷是减轻她的痛苦，而不是结束她的生命。作为医生，看着病人在痛苦中挣扎而无能为力，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王明成多次跪在我面前请求，作为一个人，我无法拒绝他的孝心。"
王明成则激动地说："我母亲已经病入膏肓，没有治愈的可能。她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甚至多次求我让她去S。我只是想让她走得安详一些，不想让她再受折磨。如果这是犯罪，那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提出："被告人蒲连升、王明成的行为与死者夏素文的死亡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具备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故二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应当宣告无罪。"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律师请来了多位医学专家出庭作证。专家们一致认为，夏素文的主要死因为肝性脑病。她两次接受复方冬眠灵的总量为175毫克，用量在正常范围，并且患者在第二次用药后14小时死亡，临终表现又无血压骤降或呼吸中枢抑制。所以，冬眠灵仅加深了患者的昏迷程度，促进了死亡，并非其死亡的直接原因。
这场庭审持续了三天，最终，法庭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1991年4月6日，汉中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上写道："被告人王明成在其母夏素文病危濒死的情况下，再三要求主管医生蒲连升为其母注射药物，让其母无痛苦地死去，虽属故意剥夺其母生命权利的行为，但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被告人蒲连升在王明成的再三请求下，亲自开处方并指使他人给垂危病人夏素文注射促进死亡的药物，其行为亦属故意剥夺公民的生命权利，但其用药量属正常范围，不是造成夏素文死亡的直接原因，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
最终，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宣告被告人蒲连升、王明成无罪。
然而，案件并没有就此结束。汉中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蒲、王两被告人在主观上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故意，在客观上又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大，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基本特征，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据此，该院以原判定性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为理由，向陕西省汉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蒲连升和王明成对判决结果也不满意。他们虽然被宣告无罪，但判决书中认定他们的行为属于故意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利，这让他们感到委屈。于是，二人也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1992年3月25日，陕西省汉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认为，原审人民法院对本案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是适当的，应予维持，抗诉和上诉的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依法裁定：驳回汉中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和蒲连升、王明成的上诉；维持汉中市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判决。
至此，这起轰动全国的中国首例ALS案终于尘埃落定。蒲连升和王明成在经历了近六年的法律纠纷后，终于重获自由。
四、舆论风暴：安乐死的伦理之争
蒲连升、王明成案虽然在法律上已经结案，但在社会上引发的讨论却远未结束。这起案件成为了中国ALS问题讨论的起点，引发了一场关于生命权、医学伦理和法律边界的大辩论。
案件曝光后，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社会各界人士也对此发表了不同看法。有人支持王明成和蒲连升的行为，认为他们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帮助患者摆脱痛苦；也有人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变相杀人，违背了医学伦理和法律规定。
医学界对此也存在分歧。一些医生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而ALS与此相悖；另一些医生则表示，在患者无法治愈且极度痛苦的情况下，尊重患者的意愿，帮助其有尊严地离世，也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
法学专家们则从法律角度进行了分析。有学者认为，如果从尊重生命的角度应该允许ALS，死亡也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sw方式。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无权禁止公民行使结束自己SM的权利，无论是ZS还是ALS。在公民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且自愿要求结束生命时，对其实施ALS，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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