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刘涌精心编织了一张庞大的“保护伞”网络。他通过贿赂、攀附等手段,与政府官员、司法人员建立了密切关系。这些关系不仅保护他免受法律制裁,还为他提供了商业上的便利。
刘涌对权力的追求还体现在他对政治身份的渴望上。他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审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头衔。这些头衔不仅提升了他的社会地位,还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政治资源。
“他的名片上,印着十个头衔,而排在第一个的就是人大代表。这是他最为看重的一个头衔。”一位记者观察到。
在刘涌看来,政治身份是他“洗白”的重要标志,也是他获取更多权力和资源的重要途径。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我想当人大代表,是为了有政治生命,提高政治地位。”
6.3 控制欲与支配欲:“教父”心态的形成
随着财富和权力的增长,刘涌的控制欲和支配欲也越来越强。他不仅希望控制自己的商业帝国,还希望控制整个审阳的商业环境和社会秩序。
刘涌的控制欲体现在他对竞争对手的打压上。他通过暴力手段垄断市场,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商业地位。任何敢于与他竞争的人,都会遭到他的打击报复。
“他利用自己在地痞流氓中间的‘人脉’,唆使他们去威胁恐吓自己的竞争对手,看到谁生意好就去破坏捣乱,这样一来,只要是刘涌开超市的地头,其他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就这样,他逐渐成了行业老大。”一位知情人描述道。
刘涌的支配欲还体现在他对他人的态度上。他喜欢在强势人物面前逞强,以此证明自己的“江湖地位”。例如,他当众扇刘德华耳光,就是这种心理的典型表现。
刘涌一直对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崇拜有加,他似乎总有一种潜意识,就是在强势人物面前逞强才有做江湖大佬的快感。
6.4 犯罪心理学视角:“教父”心理的深层解析
从犯罪心理学角度看,刘涌的犯罪行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家庭环境是刘涌犯罪心理形成的重要因素。父母的溺爱和疏于管教,使他从小就缺乏规则意识和道德约束。父亲作为法院干部,不仅没有阻止儿子的犯罪行为,反而利用自己的关系为儿子提供保护,这进一步强化了刘涌的侥幸心理和特权意识。
其次,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90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利用暴力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刘涌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机会”,将暴力与商业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模式”。
第三,刘涌的犯罪心理还受到了他个人经历的影响。1984年的见义勇为行为,使他获得了富商的赏识和帮助,这让他意识到“做好事”也能带来经济利益。这种经历强化了他的实用主义倾向,使他更加注重结果而忽视手段。
最后,刘涌的犯罪心理还与他的性格特点密切相关。他性格暴躁、冲动,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同时,他又聪明、狡猾,善于利用各种资源为自己服务。
综合来看,刘涌的犯罪心理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个人性格的原因,也有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他的案例为我们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心理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七、社会震荡:刘涌案的深远影响与历史意义
7.1 司法警示:权力监督与反腐败的重要性
刘涌案是一起典型的黑恶势力与腐败官员相互勾结的案件。这起案件的侦破和审判,揭示了权力监督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
刘涌能够长期逍遥法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建立了一张庞大的“保护伞”网络。这些保护伞涉及公安、检察、法院、政府等多个部门,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刘涌提供保护,使其能够逃避法律制裁。
这一现象警示我们,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有效预防和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刘涌案的最终判决,也彰显了中国政府打击黑恶势力和腐败现象的决心。最高人民法院的提审和改判,表明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容侵犯。
7.2 社会影响:从“谈刘色变”到“拍手称快”的民心转变
刘涌案在审阳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广泛关注。这起案件的侦破和审判,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刘涌势力最猖獗的时期,审阳市民“谈刘色变”,不敢公开谈论他的罪行。许多受到刘涌欺压的人,因为害怕报复而选择忍气吞声。
刘涌被抓捕和审判的消息传出后,审阳市民的反应从最初的怀疑和观望,逐渐转变为支持和赞扬。当最高人民法院改判刘涌死刑的消息传来时,许多市民拍手称快,认为这是正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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