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跨国合作与证据收集
由于案件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警方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专案组派高级警官前往新加坡和印尼，与当地警方进行协调。在新加坡，警方对谢氏家族、兄弟俩的商业伙伴、朋友等进行了秘密调查，收集了大量背景资料。
香港警方还与国际刑警组织取得联系，请求协助追查阿布都·卡利姆和另外两名印尼男子的下落。然而，由于当时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库和信息共享机制不如现在完善，这一努力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证据收集方面，警方重点关注了谢氏兄弟的商业活动和财务状况。他们调查了"福禄商品私人有限公司"的财务记录、交易往来等，试图找到与案件有关的线索。警方还调查了谢氏兄弟在香港的银行账户和资金流动情况，查看是否有异常交易。
此外，警方还对谢氏兄弟的个人物品进行了分析，包括他们留在帝苑酒店的行李、随身携带的文件等。这些物品中没有发现明显的线索，但警方发现了一些商业文件和联系方式，为进一步调查提供了方向。
4.3 技术侦查与专家会诊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意识到需要借助专业技术和专家意见来破解案件谜团。专案组多次组织专家会诊，邀请香港和国际知名的法医、痕迹专家、犯罪心理学家等参与案件分析。
在法医方面，专家们对尸体进行了详细检验，试图确定准确的死因和死亡时间。他们发现，虽然尸体表面有多处伤痕，但真正的死因是颈部受到压迫导致的窒息。安眠药的存在表明，受害者可能是在失去反抗能力后被杀害的。
在物证分析方面，专家们对铁链、铜锁、铁锤等物品进行了细致检查，试图确定它们的来源和用途。然而，由于这些都是普通物品，难以追踪到具体的购买者或使用者。
警方还利用当时先进的电话追踪技术，试图追查神秘绑架电话的来源。然而，由于当时的电话技术有限，加上绑匪可能使用了公共电话或其他手段掩盖身份，这一努力未能取得成功。
4.4 持续追踪与未解之谜
尽管专案组付出了巨大努力，案件调查仍面临重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直接证据指向凶手。所有线索都指向阿布都·卡利姆和他的两名印尼同伙，但他们的真实身份和下落始终无法确定。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调查过程中发生了一起离奇事件：专案组负责人陈兆年警督的汽车在警察局车库内被安装了炸弹。这一事件引起了警方高层的高度重视，认为有人试图阻挠案件调查。然而，调查人员未能找到安装炸弹的嫌疑人，也无法确定这一事件与花槽双尸案是否有直接关联。
随着时间推移，案件调查逐渐陷入僵局。尽管警方从未正式宣布放弃调查，但由于缺乏新的线索和证据，调查工作逐渐放缓。多年来，香港警方一直将此案列为悬案，定期进行回顾和重新评估，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五、未解之谜：花槽双尸案为何未能破案
5.1 证据不足与技术限制
花槽双尸案未能破案的首要原因是证据不足。尽管警方进行了全面调查，但始终未能找到直接指向凶手的关键证据。案发现场没有留下明显的指纹、DNA或其他生物证据，这使得警方无法通过传统的物证分析锁定嫌疑人。
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84年的香港，法医技术和刑侦手段远不如现在先进。例如，DNA分析技术尚未普及，指纹识别技术也不够完善，这使得警方难以从有限的物证中提取有效的信息。
此外，由于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法医无法准确确定死亡时间和具体死因。虽然可以确定是机械性窒息死亡，但无法确定具体的作案手法和过程。这使得警方在构建案件过程时面临很大困难。
5.2 嫌疑人身份造假与跨国追踪困难
案件未能破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嫌疑人身份造假。阿布都·卡利姆使用的是假名字和假护照，警方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追查他的真实身份。在当时的香港，身份管制相对宽松，使用假身份并不罕见，这给警方的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此外，案件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跨国追踪面临重重障碍。尽管香港警方与新加坡和印尼警方进行了合作，但由于当时缺乏有效的国际司法协作机制，加上各国法律和执法体系的差异，合作效果有限。
特别是在印尼方面，由于当地政治和社会环境复杂，香港警方的调查受到了很大限制。印尼政府对案件的态度不明确，提供的协助也有限，这使得警方难以深入调查嫌疑人的背景和行踪。
5.3 缺乏目击证人与关键线索
花槽双尸案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缺乏直接的目击证人。尽管有多名住户听到A2室传出异常声音，但没有人亲眼看到凶手作案或处理尸体的过程。这使得警方无法获得关于凶手外貌、行为等关键信息，难以构建有效的嫌疑人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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