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阿兰带着队员敲开了雅克的出租屋门。屋里一股霉味,地上堆着几个搬运箱,墙上贴着索姆省的风景照。雅克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看到警察时,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却还是笑着说:“警官先生,又找我有事吗?”阿兰盯着他的左脚:“你走路有点跛,是怎么回事?”雅克说:“小时候摔的,老毛病了。”
警方搜查了雅克的出租屋和搬运车,没找到凶器,也没找到和受害者有关的物品。雅克的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和仓库门框上的模糊指纹不匹配,他的不在场证明也“成立”:玛丽-艾兰娜遇害时,他说自己在给客户搬家具,客户虽然记不清具体时间,但确实记得那天雅克去搬过东西。阿兰没办法,只能放雅克走,看着他骑着自行车离开的背影,阿兰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却又说不上来。
玛丽-艾兰娜的葬礼上,安妮抱着女儿的照片哭到站不稳,她看着阿兰:“你们明明找到嫌疑人了,为什么不抓他?”阿兰只能沉默,他把雅克的资料放进档案袋,写上“重点关注对象”,却没想到,这一关注,就是十几年。
三、沉寂与爆发:2015年的血色重启
2000年到2014年,佩皮尼扬没再发生类似的命案,莫赫塔丽雅和玛丽-艾兰娜的案子渐渐成了悬案。阿兰退休了,档案袋传给了新的警官皮埃尔;火车站的监控换了新的,广场上的公交站牌也重新刷了漆;只有受害者的家人,每年案发纪念日会去荒地和仓库旁献花,花瓣落在地上,很快被风吹走。
雅克·朗松换了几份工作,从搬运工变成了仓库管理员,又从仓库管理员变成了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他搬到了佩皮尼扬郊区的一栋小平房,独居,很少和邻居说话,偶尔会去火车站附近的酒吧喝酒,每次都坐在角落,点一杯啤酒,喝到打烊。邻居们只知道他是“从索姆省来的”,没人知道他的过去,更没人知道他档案袋里的“重点关注”标签。
2015年9月14日,佩皮尼扬的秋天来得早,火车站西侧的清洁工索菲·勒梅尔凌晨四点就开始清扫街道。她54岁,丈夫去世得早,儿子在巴黎工作,她一个人住,每天靠清扫街道赚钱。这天早上,她扫到火车站厕所附近时,看到一个穿黑色外套的男人蹲在地上,像是在捡东西。索菲没在意,继续往前扫,没走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闷响,她刚回头,就被一只手捂住了嘴,另一只手扼住了她的脖子。
早上六点,乘客发现了索菲的尸体,她躺在厕所后面的小巷里,姿势和前两名受害者一样,颈部有扼痕,胸口有锐器伤,身体关键部位被切除。皮埃尔赶到现场时,法医已经提取到了毛发和一枚清晰的指纹——这次的指纹很完整,因为索菲的指甲缝里,还嵌着凶手的皮肤组织。
“和1998年、1999年的案子比对!”皮埃尔立刻下令。技术人员把指纹和毛发输入数据库,半小时后,屏幕上跳出了一个名字——雅克·朗松。数据库里有他1994年强暴案的指纹和DNA记录,这次的指纹和他的完全吻合,毛发的DNA也和他一致。皮埃尔拿着报告,手都在抖:“找了十七年,终于找到了!”
警方立刻包围了雅克的小平房,却发现屋里没人,桌上放着半瓶啤酒,墙上的索姆省风景照还在,地上的废品袋里,藏着一把沾着血迹的不锈钢刀——刀刃很锋利,刀尖有磨损,法医鉴定后确认,这就是杀害三名受害者的凶器。
皮埃尔调取了周边的监控,看到雅克在凌晨五点骑着自行车往西班牙边境方向走。警方立刻联系了边境巡逻队,在佩皮尼扬和西班牙交界处的检查站设卡。中午十二点,一辆自行车靠近检查站,骑车的男人穿黑色外套,背有点驼,左脚有点跛——正是雅克·朗松。当巡逻队员亮出证件时,雅克没反抗,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他盯着照片看了几秒,然后把照片撕成了碎片:“她要是不离开我,我也不会变成这样。”
四、审讯室里的真相:二十年的罪恶与谎言
雅克·朗松被押回佩皮尼扬警局时,皮埃尔亲自去审讯室。审讯室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灯光很亮,照得雅克的脸有些苍白。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桌上,手指不停地摩挲着桌角,像是在回忆什么。
“1998年12月,你在火车站荒地杀了莫赫塔丽雅·夏伊伯,对吗?”皮埃尔开门见山。雅克沉默了几秒,点了点头:“那天我在火车站等活,看到她一个人站在站牌下,穿着米色外套,看起来很单纯。我跟她说‘公交要晚点,我送你回家’,她同意了,我把车开到荒地,她发现不对,想跑,我就扼住她的脖子……”他说这些话时,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为什么要切除她的身体部位?”皮埃尔追问。雅克抬起头,眼神里闪过一丝诡异的光:“我讨厌女人的那些部位,她们总用这些来诱惑男人。我前妻就是这样,她跟别的男人跑了,我恨她,也恨所有像她一样的女人。”他说的前妻,是1994年他强暴的那个女人——其实那不是他的前妻,是他追求失败后强行施暴,却在审讯时编造了“前妻出轨”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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